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研究

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现行国际体系最为重要的系统性特征之一。这些国家既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内部战略需求,也有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外部战略需求,均希望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俄罗斯与新兴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是促使俄罗斯强化与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动因。相较于G7,无论在国际贸易、金融改革还是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均愈发紧密。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存在身份和利益张力,具体表现为俄罗斯徘徊在G7国家与金砖之间。     

俄罗斯国家观念对俄乌冲突的影响

从俄罗斯国家观念的本质化、在地化和系统化思考内政外交的联动性,可以理解俄罗斯国家观念与俄乌冲突之间多元互联的密切关系。在国家构建、国家认同和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三个层面,俄罗斯重视“文化主权”,倡导“理性保守主义”,抵御西方价值观对于俄罗斯传统的侵蚀,加强俄罗斯主流政治价值观建设,巩固俄罗斯国家认同,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俄罗斯突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体地位,主张由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能力、文化和传统自主决定发展道路。俄罗斯回归治理传统的同时,与西方产生认识差异和结构性矛盾,这是导致乌克兰危机难以调和并最终兵戎相见的重要原因。国家观念的形成需要国家注重治理的平衡性,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且树立世界眼光,妥善处理国内政治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金砖国家和泛欧洲的终结

金砖国家的成立与发展是创建一个更具合法性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步骤。自其成立以来,金砖国家日益机制化的发展方向,挑战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结构和全球治理体系。俄罗斯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的出现不仅促使俄罗斯不再幻想与欧盟一道,建立平等、多元的"泛欧洲",转而致力于建设一个不同于大西洋国家主导的平行战略;更推动俄罗斯战略东移,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实践世界政治多元主义的理想。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主义霸权依旧存在,只有国际政治民主化与多元主义全球化相辅相成,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有望实现。     

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帝国到面向欧亚的民族国家

冷战后的俄罗斯丧失了帝国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国家定位。关于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内部看是如何处理帝国后遗症与走向正常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外部看是关于走向西方与面向欧亚之间的矛盾。在经历国内政治、经济的艰难转型以及对外的外交博弈,帝国之后的俄罗斯其国家定位必然是建设在面向欧亚基础上的正常的民族国家。     

俄罗斯正在重塑大国形象

1991年12月,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独立之初的俄罗斯由于国内危机重重,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言听计从,亦步亦趋与一度称霸世界,气使颐指的苏联相比,俄罗斯显得元气大伤,衰弱不堪,由以前的政治军事大国沦为二流国家。然而,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在独联体中综合实力独占鳌头的俄罗斯在军事、外交方面提出了新的战略设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甚至出人意料的内政外交新举措,雄心勃勃地向强大国家的行列迈进。     

转型期俄罗斯的环境安全政策

环境问题在客观上对俄罗斯国家形成了威胁,主观上俄罗斯已经把环境问题确认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已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环境立法、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实施生态鉴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俄罗斯有效地减少了国内环境问题造成的安全威胁;对于外部因素造成的环境威胁,俄罗斯通过国际环境安全机制,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环境合作。     

俄罗斯食物安全问题探析

俄罗斯是否存在食物安全问题有诸多观点。本文从俄罗斯国内的农业生产、俄罗斯居民的食品消费与俄罗斯农产食品的进出口结构三个视角对此作出评估。如果单纯从数据上,俄罗斯无论是从农产食品的产量上,还是从消费的水平上,都不存在食物安全问题。俄各界夸大俄的食物安全问题目的是为了寻求国家的关注和支持。西方不中立的评价也有其意图。     

反抗与重塑: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对俄罗斯文明的新构想

俄罗斯文明定位的不确定性,是千百年来困扰其身份认同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难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再次面临这一难题并重新抉择。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在俄罗斯多元化思潮的激荡中脱颖而出,其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在文明论和地缘政治学层面上,较合理地回答了俄罗斯文明定位不确定性的难题;并在深厚哲学建构的基础上,提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和国际政治旧秩序、重塑俄罗斯文明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构想。以重塑俄罗斯文化共同体的方式重塑俄罗斯文明,对俄罗斯本国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建构性力量,但它一旦超越国界就容易引起国家间或区域间的冲突。     

俄罗斯反恐的国际合作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俄罗斯积极与各国开展反恐国际合作.合作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合组织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开展反恐合作,这是俄反恐国际合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第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合作,这是其反恐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方面;第三,与亚洲、拉丁美洲相关国家进行反恐合作,主要是进行一般性的反恐合作,服务于俄罗斯对外政策大局."周边国家-西方国家-其它国家"这三个层次有着鲜明的主次、轻重之分,这是由俄罗斯面对的反恐形势所决定的.     

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冷战后,俄罗斯在与西方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由于其利益诉求得不到足够的满足,从而对该体系产生抵触、敌意与愤怒。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关注与尊重,俄采取对内加强"俄罗斯思想",对外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的战略,并借重能源与军事优势来重振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反西方体系"行为又引发了西方的敌视与孤立,俄边缘化身份在互动中得以建构;反过来,该身份又促使俄罗斯进一步采取"反西方体系"的外交行为来消除不安、焦虑与恐惧,双方冲突由此产生。     

俄罗斯自贸伙伴的选择逻辑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受阻,各国纷纷转向双边或区域的自由贸易.将自身定位为大国的俄罗斯,也加紧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自由贸易网络,除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为基础成立欧亚经济联盟之外,还推动后者与越南、伊朗、塞尔维亚和新加坡四国达成自贸协定.俄罗斯选择的自贸伙伴虽然经济体量较小,但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权力、国家战略和国内社会三个不同层次,系统考察俄罗斯选择自贸伙伴的逻辑.从国际权力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对自贸伙伴的选择,需要承载俄罗斯打造多极世界中"一极"的战略愿景和参与世界经贸规则决策过程的战略意图.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自贸伙伴的选择还需契合俄罗斯国家发展对于经济安全、能源技术、吸引外资及商品出口等领域的战略需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最后,从国内社会的角度来看,自贸伙伴的选择也传递着俄罗斯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意图.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是"新冷战",还是"20年危机"?——俄罗斯和国际政治

普京总统执政后认识到普里马科夫"竞争性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消极作用以及其言论和现实的巨大脱节,转而奉行可定性为"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模式.尽管俄罗斯的政策始终保持着新现实主义传统,普京仍然坚持俄罗斯应以自己的方式融入西方国家共同体.但伴随国力恢复和经济政治状况臻于稳定,俄逐渐背离其新现实主义议程而越来越变成一个希望修正国际体系的国家.俄认为西方始终延续冷战思维,孤立、遏制俄.西方出现了政策上的四大失败,即政治失败、策略失败、认识失败和文化失败,这导致失去了将俄融入国际霸权体系的良机.世界面临进入新的大国集团对立时代、国际体系重回冷战结构的危险.由于冷战结束后主要战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国际社会可能进入新的"20年危机".     

2020年代动荡局势下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本文旨在描述发展问题，着重阐述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动荡不安、充满极端不确定性因素和多重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开展经济合作的前景。文章指出，在去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及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性质目前正在发生变化。文章认为，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为俄罗斯和中国在贸易、外汇、技术和能源等众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双头鹰”将飞向何方?——《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介评

最近,一部反映俄罗斯转型时代外交的新著<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目前国内研究俄美关系和阐述俄罗斯外交的著作很多,但是从总体上对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转型时代俄罗斯外交和国际关系做系统分析的研究却略显不足,对俄罗斯外交区域特色的深入研究则更少.美国和欧洲是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两个方向,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俄与美欧的关系.研究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施米特与俄罗斯当代政治思潮

德国法学家施米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被广泛引用,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的流行现象之一。此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西方的学术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现实等因素造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施米特及其学说在俄罗斯流行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在这一学术争鸣中,俄罗斯学者既对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敌友划分、"大空间"、"欧亚联盟"等主要思想及其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同时也运用施米特关于"委员专政"、"国家"与"政治"的基本划分等概念工具,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现实进行了理论解释。     

俄罗斯国家安全要素的互动与结构——地缘不安全语境下的循环与延续

开放性与陆权属性形成俄罗斯地缘特征的不安全性。局部扩张和对外制衡,是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两个基本方面。以扩张为防御手段,是俄罗斯解决地缘开放性问题的传统方法。由于俄罗斯处于弱势大国地位,对外制衡成为其维护国际均势、利用均势机制维系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必要手段。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处于程度较高的安全竞争之中,需要将大量的国内资源用于对外事务。在要素效率落后、经济资源不足的前提下,要求以集权式的社会(军事)动员体制超经济汲取社会资源,导致用于国内发展的资源受到挤占。加上集权体制对个人自由与创造性的压抑,发展的落后性将长期存在。而发展的落后性及安全环境的竞争性,又导致依赖通过局部扩张维持或扩大国家规模,以弥补经济资源的不足,并扩大防御纵深;通过对外制衡,维持国际均势结构,以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通过集权体制以较高比例汲取社会资源并稳定国内秩序;从而出现安全逻辑结构的循环。地缘不安全与对外目标的稳定性,及其对集权体制的依赖,导致权威主义领导下的集体主义和契合对外扩张的救世主义思想,因仍具现实意义与思维惯性,而得以传承与存续。为了应对地缘不安全而形成的对外目标、动员体制、思想观念,因要素效率落后的传动机制,与发展的落后性形成互为因果、彼此强化的稳态循环,使俄罗斯的安全结构呈现出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演化特征。     

俄日关系的新进展

冷战时期,苏联推行与美国争霸的外交战略,与日本的关系更因北方四岛问题而陷入长期僵局状态。俄罗斯独立之初,一度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1994年初提出“全方位外交战略”,注重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但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断断续续,没有明显的进展。1997年以来,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安全、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