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合并的规制研究

一直以来,各国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运用反垄断法来规制企业合并,我国的反垄断法对此也有相关规定。但是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我国反垄断法在规制企业合并方面,尤其是在对企业豁免、申报标准、外资并购和域外效力等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     

浅析我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合并的规制

企业合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合并容易形成垄断,对市场的竞争状态产生实质性限制,因此对企业合并的规制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是从企业合并的内涵及我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合并的法律规制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对我国的反垄断法针对企业合并的规定提出了相关见解.     

我国企业合并亟待反垄断法规制

企业合并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迎来企业合并的一次次蓬勃兴起.但企业合并自身的两面性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均说明企业合并亟待反垄断法规制.因此,应以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为契机,创设一套反垄断制度对其进行有效调控,就可望在享受企业合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切实做到防垄断于未然.     

我国反垄断法对相关市场的界定

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对竞争行为进行分析的起点,是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重要步骤。我国在借鉴欧美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其对相关市场的定义、界定相关市场的依据和方法进行了规定。本文对其内容进行了分析,并作出简要评价。     

我国反垄断法关于企业合并规制的研究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健康稳定的发展。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经济法对企业合并的规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从企业合并的基本内容入手,结合我国反垄断法具体条文的规定,分析我国反垄断法有关企业合并的基本制度规定以及这些规定存在的问题。     

国外企业合并控制反垄断法发展趋势的分析

本文较详尽地分析了国外企业合并控制反垄断法从严厉走向宽松的发展趋势 ,指出我国在选择运用这一法律制度时 ,应注意兼顾国家产业政策 ,加强对垄断性企业合并认定标准的经济分析     

论资本市场的反垄断法适用

垄断,近几年来不仅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在以往的概念中垄断仅是商品市场的垄断,然而从今天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垄断在广义上也应该包括资本市场的垄断即垄断资本。我国的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中国商品市场将全面进入了以公共利益至上的促进有效全面竞争的时代,而我们的资本市场,却似乎因为资本的垄断掀起了对国民经济更猛烈的海啸,尤其突出的如股市。与股民手中的钱在不断进行增多和减少的更迭之时相比,正是大型券商、基金公司利润成数倍翻番的时候,这正是因为他们控制着股市中的垄断资本。此文将以股票市场的资本垄断为切入点试图将反垄断法引入一个新的适用领域,将反垄断的实质精神——公共利益之上运用于资本领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商品市场领域,期待反垄断法能够为金融资本安全也带来有利的保障。     

美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发展趋势探析

美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 ,除劳动争议与集体协议适用除外的范围有所扩大以外 ,其他适用除外制度如保险业适用除外、州行为适用除外、请愿行为适用除外、体育运动适用除外都趋向于严厉     

我国纵向合并的反垄断法研究

纵向合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资源配置,但是纵向合并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对竞争产生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本文拟在对欧美反垄断立法发达国家的企业纵向合并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并指出我国反垄断法在规制纵向合并存在的不足,主张在以后的立法中借鉴欧美纵向合并规制的合理内核,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企业纵向合并制度。     

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

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建立反垄断法各主要制度的基础，是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往往可以体现反垄断执法的宽严。在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主要应考虑商品的物理性能和使用目的、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以及供给的替代可能性等因素；在界定相关地域市场时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则是运输成本和商品特性、商品价格、消费者偏好以及市场进入的障碍等。在我国《反垄断法》即将实施之际，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制定相关市场界定的具体规则。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评析与启示

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法》在术语定义和政策声明、出口管制的权限和管理、许可证、确定和控制"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的要求、涉及与美国全面禁运的国家有关的审查、惩罚和强制执行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该法使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走向法典化、系统化和多边化,建立跨部门许可审查机制,确立"合规协助"条款,扩大了"新兴和基础技术"这一出口管制范围,并扩张出口管制域外管辖权,同时加强了惩罚和执行力度。我国应注重"新兴与基础技术"的管制,完善出口管制系列清单,扩大出口管制管理机构的执法权限,为出口经营者出口合规提供具体指导,严格执行阻断法,推进双边与多边出口管制标准的设立以应对该法的实施。     

美国集体抵制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的法院将集体抵制行为划分为横向集体抵制和纵向集体抵制,前者往往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后者一般适用合理原则。这种思路对于我国行业协会集体抵制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行业协会对其成员企业的商业性集体抵制应当适用合理原则;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企业的商业性集体抵制又应当作横向集体抵制和纵向集体抵制的区分,进而对其采取不同的原则。     

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改的法律观察

美国近日修改《1930年关税法》授权美国商务部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是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WTO规则并未禁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因此美国此次修法并不违反其在WTO项下的义务,但美国如果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按照"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替代国方法进行"双反"救济,依据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对来自中国的产品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报告,将很可能违反WTO协定的"适当金额"要求,构成双重救济。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积极应对现实的"双反"调查,而长远的目标则是争取美国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     

从美国法例看专利联营的反垄断法规制

本文系统介绍了专利联营的概念、类型及形成原因,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分析了专利联营所带来的促进竞争和反竞争的结果,考察了美国专利联营规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几个典型案例,分析了专利联营的理论和实践,以期对我国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     

美国对外国国家的送达制度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明确规定了对外国国家的送达程序,以区别于《联邦民事诉讼法》中的送达程序。这些特殊的送达规则以及送达实践强调被送达的外国国家实际接收和接受送达的效果,更加注重程序公正,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外国国家更多的正当程序保障,增强审判程序和判决的可接受性,减少或避免国家豁免诉讼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中国应对在美国法院被诉时,应当充分利用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送达规则和实践,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尊严和主权。     

美国《拜杜法案》的重思与变革

1980年12月12日通过的美国<拜杜法案>是美国专利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该法案的制定动因和基本内容,梳理法案给美国大学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遭遇的批评和质疑,可以认为大学不是"专利怪客".克服<拜杜法案>的局限和"失灵"在于大学和其他利益方主体的利益平衡,美国<2009年专利法修改案>对于在成熟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拜杜法案>如何变革进行了回应.     

美国期货法上的反操纵制度研究

打击操纵是期货立法与监管的首要任务.美国期货法和CFTC监管规则从准确认定操纵、采取防范措施、进行有效监管、追究法律责任等四个方面来实现这个任务.认定操纵的四个要件是操纵能力、主观意图、人为价格、因果关系.防范措施主要有交易量和头寸限制、将防止操纵作为期货品种上市的条件等;有效监管依赖于监管机构广泛的反操纵监管权,包括中止与撤销相关资格、修改交易所的规则、紧急状态处置、市场禁入等禁止措施;操纵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多重责任.     

美国修改《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反垄断法解读——以Iphone智能手机的“越狱”“解锁”事件为例

美国修改《数字千年版权法》,使破解IPhone等智能手机,以便转换电信服务提供商;或者安装非IPhone应用程序都成为合法的事情。此事件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对各国数字版权的保护,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此事件中可看到,美国修改《数字千年版权法》,打破了原来的关于捆绑电信运营商,不允许兼容其他程序等限制性商业行为,使得以创新和竞争为特征的信息产业,具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美国修改《数字千年版权法》,对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即在网络经济时代,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权时,中国反垄断法应该禁止知识产权滥用,鼓励创新或动态效率的促进,消费者福利的保护。     

Sex offender punishme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enal harm in the U.S

The U.S. has dramatically revised its approach to punishment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In particular, people convicted of sex crimes have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expansion in social control through a wide-range of post-conviction interventions. While this expansion may be largely explained by general punishment trends, there appear to be unique factors that have prevented other penal reforms from similarly modulating sex offender punishment. In part, this continuation of a “penal harm” approach to sex offenders relates to the past under-valuing of sexual victimization. In the “bad old days,” the law and its agents sent mixed messages about sexual violence and sexual offending. Some sexual offending was mere nuisance, some was treatable, and a fraction “deserved” punishment equivalent to other serious criminal offending. In contrast, today's sex offender punishment schemes rarely distinguish formally among gradations of harm or dangerousness. After examining incarceration trend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current broad brush approach and review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ltogether, this article reinforces the need to return to differentiation among sex offenders, but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science and on the experience-based, guided discretion of experts in law enforcement, corrections, and trea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