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法制主义”的困境与救赎

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导致了从传统＂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走向了＂泛法治主义＂新的乌托邦,对法制的过分依赖与迷信使得法律职业伦理与社会公理渐行渐远。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难题,法治社会无法离开社会伦理的支撑与制约,从小众化回归以社会公理为表征的大众社会伦理,强化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养与修养,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恰当选择。     

试论职业安全卫生立法——国际经验与我国的调整与选择

近现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安全卫生立法①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综合的历程,到现在已经普遍建立起权责明晰、监管惩处有力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律体系。我国当前职业安全卫生立法体系散乱、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权利义务规定不足,监管、惩处不力,不适应现实需要,十分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通过制定和修改加以完善。     

论西周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价值

西周主要的法律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明德慎罚＂和＂礼治＂。本文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分析西周法律思想,取其重人事、主张教化、慎用刑罚等精华,舍弃诸如礼法不分、注重身份等级的糟粕,重新认识法与德之间的关系,寻找提升法律权威的途径,从而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     

“法不责众”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不责众＂是中国老百姓对法律效力范围的直白表达,而法治要求树立法律的权威,确实推进法律的实现。因而法律与＂民意＂的悖论是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难题,本文旨在对这一社会现象作学理分析并寻求应对机制。造成＂法不责众＂思想的原因包括物质性动因和价值性动因：物质性动因是根本,是利益诉求与现有法律产生冲突;价值性动因是补充,主要是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和法律信仰的缺失。最后通过对依法责众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分析确定应当努力消除＂法不责众＂思想。     

国外职业安全卫生法的发展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职业安全卫生法在国外有着较长的历史,英、美、日本等工业国家已形成完善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体系,对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职业安全卫生立法正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借鉴国外的制度与经验对我国立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浙江省嘉兴市深化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建设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简称＂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务,就是司法行政创新社会管理服务的一种探索。当前,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司法行政部门探索建设＂中心＂正是顺应了民众的呼声和期盼.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浙江省嘉兴市探索构建市、县（市、区）、     

“亲亲相隐”现代化的一种途径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的规定,在现代社会却销声匿迹。虽然多年来很多专家、学者提议有选择性地恢复这一原则,但法律规定方面却一直处于＂安静＂状态。本文首先对我国古代社会的＂亲亲相隐＂做了简单地介绍,然后结合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提出一种部分恢复亲亲相隐的途径。     

劳动职业伤害的企业社会责任主体分析——以“毒苹果”为例

苹果公司供应商联建科技使用有毒化学原料正己烷导致百名员工中毒的案例引出一个法律难题——间接职业伤害主体的责任问题。本文从"毒苹果"事件提出的法律问题、职业伤害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以及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职业伤害间接主体应承担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间接责任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应从企业自身监督、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及政府监管等方面进行。     

论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视频监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社会带来便利与安全的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相关人的私生活,尤其是滥用公共视频监控信息必将构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本文从相关的基本范畴谈起,尤其结合中西方的相关法律规定,深入分析和探讨我国在公共场所安装、使用视频监控系统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化路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研究

我国现代司法制度尚处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法律职业化的目标不仅需要依赖法律职业自身的努力,也取决于社会条件及公众认同。基于我国司法体制的特殊性和历史背景,西方社会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历史作用及高度自治不可能在我国重现。针对多层次的法律需求与法律职业单一化、同质化目标的矛盾,需要重新审视我国法律职业化的目标,选择一种接近于大陆法系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与路径。法律职业在接受国家及社会的监督与规制的同时,应积极回应社会与公众的诉求,注重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的共同推进,并不断提高自治与自律程度。     

论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民事法律思维的培养

民法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对民事法律规范的传授,更在于对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技术理性＂的形成,是学生踏入法学＂职业等级＂领地的基石。现有的＂经院式＂民法学教育,不利于法律思维的形成。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教育模式,在与传统大陆法系法学教育模式的互补下,尤为利于对民事职业法律思维的培养。     

试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及特征

法律职业共同体问题,是法治理论与实践中“人”的因素问题,重视法律职业共同体理论研究,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化进程的现实需要。本文以法律职业共同体为研究对象,循着职业、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研究路径,借鉴中外学者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了初步探讨,以科学阐释法律职业共同体概念及特征,推动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为宗旨。     

让法治成为共同的生活方式——成都市以实施法治大讲堂为载体全面提升法制宣传整体水平

法治大讲堂是成都市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创建全国法治城市、推进法治成都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实现途径。2012年以来,成都市组织各级各部门,深入城乡基层广泛开展法制宣讲,有力提升了干部群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为成都市科学发展、有序发展、文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民调测评显示,94.5%的群众对法制宣传教育状况表示满意,95%的群众首选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突出品牌效应,在构建多级多层平台中推进法治大讲堂。一是打造＂金沙讲坛·法治大讲堂＂,邀请知名法学专家,围绕法治理论和实践热点面向社会开讲;二是打造＂法治大讲堂·少城讲堂＂,邀请法律实务骨干,面向机关干部、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开讲：三是打造网上法治大讲堂,     

法律职业技能及培养途径

法律职业技能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所应具备的与法律职业密切相关的能力、技术和方法的总称。它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解决问题的技能、事实调查的技能和法律表达的技能之于法律职业尤为关键,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存在着不同的模式,本文所关注的是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技能培养的途径:课堂教学和非课堂教学即诊所教学对法律职业技能的意义。     

职业安全卫生立法及监管模式评析

国外职业安全卫生立法及监管模式经历了“详述性”立法、“命令与控制”模式向“概括性”立法与“合作监管”模式的转变,前者具有要求明确、便于遵守与适用的优点,但会导致法律过于繁杂、过于依靠监管、抑制了义务主体能动性等缺陷;而后者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者的缺陷,但又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即过于依赖义务主体的自律,因而可能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我国当前的职业安全卫生立法在某些方面过于原则,在某些方面缺乏应有的灵活性,我国“命令与控制”式的职业安全卫生监管模式也存在一定不足,今后的立法或修改法律应当将激发义务主体的能动性作为重要目标、采取“综合性”立法模式并调整现行监管模式.     

昂扬而凝重的话题:俄罗斯法治转型进程中的法律自治

法律自治作为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和现代法治国家建构的基础,近现代以来,虽然各国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侧重点有所差异,但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行为最高的世俗评判标准和法治社会建构的终极目标,俨然已经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共识。俄罗斯的现代法治转型历时二十余年,已经形成其独特且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规则,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俄罗斯在加速推进法治的现代转型中,一方面对重构的法律体系不断地补充与完善,使之更加合理和高效化;另一方面,进一步革新法律制度和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俄罗斯司法改革的顺利推进及法治国家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     

人大信访制度史话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享有＂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根据＂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的宪政思想     

浅谈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治社会建立的一个重要保证,本文首先明确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然后分析了西方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特殊条件;最后就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进行了探讨。并在法律职业一体化和法官与律师的职业认同上提出了相关见解。     

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角色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之出现的刑事犯罪也居高不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职能。本文通过对当前社会背景和检察机关定位的分析,总结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和途径。     

对检察机关如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思考

面对新时期＂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及公正廉洁执法＂这三项重点工作,联系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如何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决定着我们自身在经济形势、社会稳定形势、反腐倡廉形势中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狠抓主要矛盾,牢牢扭住执法办案这个硬道理,从更新的视角去审视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使执法办案的过程真正成为处理矛盾纠纷的过程,以更好的法律监督成效为社会提供可靠的检察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