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抗诉权三题

民事、行政抗诉权是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权在民事、行政审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抗诉一经提起即具有法律拘束力,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从而使民事、行政审判再度启动。但民事、行政检察实践中对抗诉权限分配、抗诉中的举证责任、抗诉标准等问题争议颇大,法学界对此也有分歧。以致在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诟病多多,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为必要。重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考虑行政行为的多元化、诉讼成本、诉讼模式等因素。同时合理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并将自由心证明纳入法律调控和监督之下,构建行政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

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不可诉性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与行政诉讼的宗旨相悖。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对于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实现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具有积极意义。     

行政程序视角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诉讼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行政程序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冲突。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证明对象上入手, 将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分为“先前事实”和“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事实”,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重构。     

行政诉讼抗诉条件之立法完善

现有行政诉讼法规定已经生效的行政裁判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检察机关有权进行抗诉,但对可以抗诉的情形包括哪些则语焉不详,这不利于检察机关开展抗诉工作,也不利于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有必要予以完善。在完善时应采用列举主义的立法模式。在确定应当予以列举的抗诉情形时,既要遵循诉讼检察监督的一般规律,又要充分体现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将行政诉讼中审判机关可能存在的突出违法行为和重大违法行为予以列举。     

试论治安案件证据的若干基本问题

治安案件证据是指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调查、收集和当事人提交的用于证明治安案件事实的材料.治安案件的证据是行政证据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点,既是行政程序证据又是行政诉讼证据.治安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具有灵活性、多元性,证明标准和案件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成比例.治安案件的调查取证具有很多独特之处,应当在调查取证模式上与刑事案件有所区别,并逐步与其他行政案件的调查取证模式相接轨.     

对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诉讼方式的法律思考

一、两种观点及其缺陷 我国行政诉讼法在总则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关于检察机关怎样监督行政诉讼,只有第六十四条作了具体规定,即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法学界及司法实际部门对于检察机关应当以何种方式监督行政诉讼,存在较大的争论,观点各异。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应包括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按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只限于再审程序的抗诉监督。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认为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是指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变更和进行民事赔偿时,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下列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     

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探析

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即军事行政行为的可审查性，是军事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接受司法审查的本质属性。考察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能够为受案范围的确定进而为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奠定基石。从整体上看，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的宪政基础是维护宪法权威、体现国家司法权对公权力的制约和公民权利救济的需要。而在具体标准的确定上，则以军事行政行为违法、军事行政行为特定和穷尽军事行政救济为标准，并且就具体行为而言，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标准的重建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这一规则给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为标准,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则非行政组织、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行政人等都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相应组织除了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外,行政诉讼后果则转继到行政诉讼被告所归属的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     

对《行诉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的批判性思考——兼论应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999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文首先对该规定进行批判性思考,主张应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就其必要性进行分析,最后通过重新界定行政行为的标准对行政指导行为予以定性,建构了行政指导行为之诉的实现路径。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研究简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缺陷、行政检察法律体系发展迟缓以及主观方面的认识偏差等原因,导致其在实践中一直被束缚在对行政生效裁判的审查抗诉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迟迟得不到全面发展.结合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司法实践,从探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应然意义出发,对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监督对象、范围以及方式等提出几点建议和展望,以期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能够突破现有制度的藩篱,建立符合其自身规律和要求的制度模式.     

检察监督过程中当事人诉权的保 障简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了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检察建议和抗诉的程序，较之修订前的民事诉讼法有较大的进步且更加规范，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保障。民行检察部门应规范程序，完善制度建设，多举措并重，做到当事人息讼工作，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论争

应将法律监督作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不宜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笼统地称为法律监督,甚至简单等同起来;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定义为: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授权,按照法定程序,采用诉讼手段及其他手段,对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性的检察以及督促纠正违法的专门性国家活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其它法律监督相区别的两个本质特征是程序性和权威性;检察改革应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和带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特征的法律监督权性质.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论要

借鉴国外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公益代表人制度 ,结合我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 ,但应有重点的开展。这种全面监督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功能与现状视角中的中国民事检察监督

民事检察监督在保障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实现个案正义、维护司法权威、解决纠纷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就现状而言,其以提出或提请提出抗诉、发出检察建议、提起并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等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立法等原因,民事检察监督存在方式单一、范围局限、效率不高、力度不足等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的现状及问题

在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权的过程中,主要受到两种方式的监督和制约:非诉讼形式和诉讼形式.该机制存在三大问题: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所欠缺;检察机关抗诉权的监督制约有待完善;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还需加强.应当结合以上问题进行完善.     

论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与强化法律监督

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才能确保各级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才能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根本是端正执法思想,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公正执法,服务发展;核心是更新执法理念,树立现代执法意识;关键在于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新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扩张——兼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定位

新民事诉讼法扩大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提升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检察机关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仍旧比较模糊,缺乏清晰的目标引导.为解决此问题,应当避免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抗诉权的盲目扩张,必须细化其权力行使的方式,引导其进行角色的转换,吸纳其作为诉讼主体参与到特定诉讼中,使检察机关真正融入到民事诉讼中.     

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透视与前瞻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具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其中书面审查应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主要方式,调查取证则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有效补充。检察机关审查民事抗诉案件的调查取证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基层检察机关执行监督之我见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从而为检察机关执行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基层检察机关做好执行监督工作需从多方面着手：即加强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指导;广辟民事行政执行监督案源;探索民事行政执行监督新方式;构建民事行政执行监督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