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成效、模式和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1]通过赋能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了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有全域数字治理试验区带动赋能、农村电商赋能、“数据链+特色产业链”融合赋能和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赋能四大典型模式。文章对四大模式的内涵、做法和成效进行了客观全面分析,进而从投入、人才、平台和机制体制方面提出了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哈尔滨市数字乡村建设的对策研究

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高阶形态,数字乡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系统向农业生产生活领域的持续延展,其以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为前提,以宽带入户为基本特征。本文先明确数字乡村的概念,阐述哈尔滨市数字乡村发展的现状;剖析了哈尔滨市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困境;明确了哈尔滨市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着力点;从数字乡村建设的两个维度、四个要素的转变,提出了哈尔滨市进行数字乡村建设的“2+4+8”模式;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方案的制定、试点的选择、如何培养数字乡村建设所需人才、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哈尔滨市数字乡村建设的可行性对策。     

迈向智治：数字乡村信息平台技术赋能的整体性治理进路

数字乡村信息平台的技术赋能,彰显了技术治理和工具治理的双重耦合效应。整体性智治将数据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中,重塑了数字信息传递的流程。数字乡村技术赋能的政府改革是一场集技术驱动、数据平台和农户协同参与的信息革命。数字乡村信息的平台化运作,导致了技术治理的形式化、政绩化和行政化等多重限度。从技术赋能的整体流程来看,数字信息平台由立体协同的治理结构所构成,要围绕赋能主体、赋能平台和赋能领域,建构具有整合式创新的整体性智治框架。具体要立足于农户的数字化能力,激发工作人员的自我效能感。围绕“线下”迈向“线上”的数字化赋能布局,搭建“技术供给+农户体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乡村数字化发展的特色化赋能。     

数字乡村建设何以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于甘肃G县实践的个案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建设美丽数字乡村和培养农民责任意识，进而为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创造良好时代契机。如何利用这一契机解决好当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行动意愿不足与农村建设责任淡化等问题，成为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议题。在厘定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本概念及其基本表征、主要类型基础上，阐释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并引入甘肃G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个案，分析其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聚合力与张力，从而得出研究主题的相关结论，为我国建设数字乡村和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参考。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结构、过程与结果

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也是拓展乡村公共服务惠民空间的有效路径。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应以价值共创为行动方向,价值共创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寻求生成和持续的机会。“结构-过程-结果”框架有助于系统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内容特征与运行机理。在结构维度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参与、促进组织技术同化、创新服务生态系统;在过程维度上,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的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得以实现,可将其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享”的系统过程;在结果维度上,数字技术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促进了数据能力、连接能力与决策能力的提升,实现了个人价值、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在多层次网络结构中的交互跃迁。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生活方式的演进轨迹、风险透视与实践进路

伴随新一轮信息技术与产业革命的急遽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度推进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加快建设,数智化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的必然发展趋势。农民生活方式在智能化、信息化潮流下改变了狭隘性、封闭性、保守性与僵化性等特征,整体上渐次向现代文明跃升。其中,农民活动图式朝向“智慧”转变、农民生活节律趋向“自由”转变、农民生活秩序通向“德性”转变。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具有两面性,农民生活方式“智”变中存在部分农民生活样态变形、生活节律混乱、生活秩序失范等降“智”风险。为此,要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生活理念、数字接入等方面入手,为农民生活方式“智”变增添动力、提供遵循、指引方向和铺路架桥。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价值、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数字普惠是数字经济时代满足乡村振兴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的重要途径。在归纳梳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从技术服务的角度对我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进行分类，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技术支撑作用。通过对部分金融机构承担的农村数字普惠项目的调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现实中的堵点，如农户缺乏数字金融素养、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数据治理存在缺陷等。应从增加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供给的多样性、推动农村地区信息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与完善农村数字征信体系、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数字应用意识、健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体系五方面实现突破，加强社会各方对数字技术的运用与共享，合力打破发展瓶颈。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乡村政务服务数字化的三点对策

数字化技术对于提升乡村政务服务水平具有显著效用,实现乡村政务服务的数字化需要基层政府依托乡村发展的实际和数字化治理思路谋求创新。一是以数据应用为基础,推动数字治理与乡村政务的融合;二是以破除信息壁垒为手段,实现乡村政务服务再造;三是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推动数字化政务服务的落地。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与智慧路径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乡村治理技术的突破性变革。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场域是科技发展的资源前提、人口流动的场域空置、智能数据的技术支撑。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有数字鸿沟与技术主义的技术约束、数据短板与“数据烟囱”的工具约束、数据挑战与思维局限的嵌入困境、人才缺口与制度滞后的治理局限。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路径在于范式转变与政策设计的治理更新、数字生存与网络协商的治理完善、网络平台与网络素养的建设提升、网络民主与人技共治的措施创新。     

数字乡村共同体建设困境及其进路

随着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战略演进,如何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成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发展的属性上,从技术、制度、信任三维视角解读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符合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相应地,技术场域从数字鸿沟转向数字协同、制度场域从建设失序转向统筹协调、信任场域从认知偏差转向理念认同,系统耦合地强化了数字乡村共同体的建设动力。面对数字乡村建设技术悬浮、制度脱嵌与信任耗散等掣肘共同体发展的问题,以技术落地强化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的动力引擎、制度嵌入聚合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的行动共识、信任缔结融洽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的合作关系等各场域的行动协同,将进一步提升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效能。     

国内数字乡村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

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中国数字乡村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研究初始期(2016年以前)、缓慢增长期(2017年—2019年)和快速增长期(2020年至今)。研究热点体现在数字乡村的理论阐释、数字乡村与经济发展、数字乡村与乡村治理、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的困境及破解路径五个方面。研究演进趋势主要表现为研究热度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研究内容从关注数字乡村经济到关注数字乡村全面发展、研究方法以经验研究为主。研究演进趋势主要受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社会层面的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个体层面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等因素的影响。     

制度、技术和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何以有效——以浙江省N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了乡村社会内在活力。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搭建“制度—技术—理念”的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N区数字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案例。在制度供给方面,N区通过成立监管机构、搭建数字平台、完善奖补考核等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在技术支撑方面,实现装备智能物联、数据互联共享、引入AI识别技术,推进平台更新迭代;在理念塑造方面,通过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品牌、实施积分制管理、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营造文化氛围。N区的实践经验折射出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治理逻辑。即在制度变革层面,治理模式由碎片化转向整体协同;在技术保障层面,由技术匮乏转向统一标准;在理念转化层面,治理理念由模糊治理转向精细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不动”的困境延续到了乡村数字治理中,表现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官僚化、悬浮化、形式化和技术化,本质为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数字改造伴生的国家政权干预压缩了乡村自治空间,悬浮型乡村治理结构中干群关系的松散难以产生有效动员,以及农民自身数字能力贫困的制约,阻碍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须通过还权赋能,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意愿、能力和权利,重塑农民主体性。     

论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乡村教育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他认为乡村教育的内容应该是“整个的乡村生活”,“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教育方法”,即教学做合一。乡村教育的关键是在乡村中培养的乡村教师。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今天的农村教育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乡村性的流失与重塑——基于空间、产业和身份的视角

乡村性伴随着乡村本质的理论反思，以空间、产业和身份三要素的扩展为表征，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交织中动态演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市场共同展开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形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对新时代乡村性的理解的一些偏误，产生了脱离乡村尺度对乡村进行主观构建和想象强加的系列行为，带来了乡村空间建设失真、产业利益分配错位以及乡村主体权利缺失的新困境，乡村性在积极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反而进一步流失。乡村性概念的重塑，纠正了乡村建设中乡村“他者”对乡村社会的叙事偏差，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而兴”的根本性追问，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探析

近年来,乡村旅游快速增长,成为发展生态经济,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助推器。在抗击新冠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又助力复工复产、拉动了经济恢复和发展。新时代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乡村旅游功能定位,实现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与乡村生态振兴、旅游扶贫脱贫、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有机结合。     

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乡村”,但又不能囿于“乡村”,而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予以认识和把握。这既是由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县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县城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导向不同,县域发展的基本导向是乡村振兴,其主要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居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具备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载体功能和支点作用。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农业农村农民为本位的基本原则,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基本路径,围绕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乡村发展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     

基于Cite Space的乡村文化建设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学术界围绕乡村文化建设这一命题，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对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学界急需用现代化思维，深入研究乡村文化“是什么”以及未来乡村文化建设“如何做”的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