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

1978年10月29日下午,邓小平结束了为期8天的对日访问回国。这时,国内有两件大事正在等待他的归来:一是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要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是中美建交谈判已进入关键时刻。邓小平回到北京,及时阅读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从华盛顿发回的报告。 10月3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柴泽民,强调卡持总统希望加速正常化谈判进程。他说,现在正常化“是一个特殊的时     

邓小平与中美建交最后阶段的谈判

中美建交是1978年7—12月间中美双方近半年会谈的结果。在建交谈判的最后阶段,邓小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邓小平与伍德科克在12月13—15日间的多次会谈,美方同意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增加一条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双方还就《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除问题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邓小平果断决策暂时搁置中美双方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争议,排除了公报如期发表的最后障碍,促使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     

历史性的突破——中美建交秘密谈判

自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一方面,美国的对苏政策日趋强硬;另一方面,中国逐步降低了批评美国对外政策的调子。双方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的共同点促进了中美之间接近的势头。 1978年5月28日,布热津斯基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向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谴责苏联的扩张政策。他说美国必须表现出决心要对付苏联包围中东和在非洲煽动种族纠纷的活动。他还指责苏联在东欧大规模增加常规部队,加强集结在中国边境附近的军队,对美国展开猛烈的宣传攻     

分歧、试探与博弈:中美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

认知分歧、战略试探与外交博弈贯穿于中美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过程之中。谈判前,双方在建交问题上的分歧使整个谈判历时五个多月之久。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努力开辟沟通渠道、认真确立谈判方略并进行了六次正式会谈。为避免谈判破裂,前四次会谈主要以商讨正常化后的美台关系来试探对方的"谈判底线",尚未涉及谈判的实质问题。谈判停滞期内,双方适时做出了加速建交谈判的决定。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主动"摊牌",促使第五、六次谈判得以围绕实质性的军售问题展开交锋。应当说,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为邓小平在谈判最后阶段以"搁置争议,先行建交"的伟大决策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未能实现的握手——建国前夕的中美建交谈判

一般认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其实早在建国前夕,中美双方就曾有过建交谈判。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开始转变对华政策,一方面逐步拉开与国民党政府的距离,一方面伸出试探的触角谋求与中共建立新的关系。     

中美建交始末

红日出东方。美国无视现实。 四海翻腾,五州震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红色中国日益强盛,无视中国便是无视世界。 谁说美国人不聪明?聪明的尼克松一上台,便在与前苏联的争霸中打出了“中国牌”。 契机:小球开路,红色伴银色。 焦点:台湾问题,中国人的内政。 博士当特使。博士就是博士,博士宴会装肚痛!肚痛的博士却间道中国。 美国总统访华。尼克松、毛泽东双手紧握,中美《上海联合公报》震撼全球。 中美建交,台岛孤悬。港澳回归,一国两制。 台湾,伟大的祖国等着你。 几度风雨几度秋,岁月催人逐水流。 东方红日映寰宇,西边夕阳枕吴钩。 当年国共干戈急,后来台海美航游。 千年华夏总一统,共是炎黄何为仇!     

漫长的中英建交谈判

正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出于保留和维护其在中国多年经营的巨大利益考虑,1950年1月6日,外交大臣贝文致函周恩来外长,宣布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这样,英国成为西方世界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一波三折的中美建交

引子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鉴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坚冰虽然开始融化，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却并不平坦。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和发表上海联合公报，至1978年12月16日两国建交，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其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于1976年逝世，美国总统也换了两任。     

台湾问题:中美建交前夕的交锋

特使万斯企图力压中国达成协议,邓小平断然拒绝,粉碎美国强势战略1977年1月20日,卡特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由于苏联的扩张趋势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急于和中国改善关系,借以抗衡苏联。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8月24日,邓小平接见并宴请了万斯。万斯表示: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解决的承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实施“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尽管他尽力保持语气的轻缓,但其“美国式”的霸气和强硬仍然表露得相当刺     

交锋: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一幕

198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就知识产权问题,开始了长达10年的谈判。两国官员和权威人士进行了8个回合的交锋。谈判几度出现危机,旋有柳暗花明。然而,正当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美方首席代表却不辞而别……     

中美关系三份公报出台实录（二）——一波三折的中美建交谈判

卡特任美国总统时期,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中美建交的障碍得以排除。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     

邓小平决策中美建交始末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国将军裴周玉:见证刘志丹的最后岁月

正新中国的开国将军、百岁老红军裴周玉,戎马一生,自15岁参加秋收起义、17岁参加红军,先后参加了三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对裴周玉老将军的采访中,得知他竟是当年刘志丹烈士牺牲时一直战斗在其身边的见证者与临终托付人。     

中美建交前的会谈轶闻

1955年8月1日下午,举世瞩目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景色秀丽的莱蒙湖畔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原系国联理事会主席的办公室)举行。3年后,会谈地点转移到波兰首都华沙的梅希里维茨宫。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谈判建交原则

一、新中国谈判建交原则的创立者在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就致力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不但规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最重要的总结。这个纲领是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的一部具有国家宪法作用的重要文献。在（共同纲领）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总原则和总立场，是新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南和法律依据。其中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     

留学生在中美建交前启程

三天的会谈,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命运 1978年7月6日,美国科技代表团一行14人飞过太平洋上空,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个消息不起眼地登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第四版上: 美国科技代表团到达北京 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蓝克·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一行14人,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中包括有美国政府所属科学基金会、宇航、农业、卫生、地质、能源、商务等部门和国务院的科学家和高级官员。     

中美建交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

1978年底,中美两国终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中国国内正在酝酿的将全党工作着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变说来,中美关系这个有可能影响我国对外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在关键时刻得以确定,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战略全局的需要,而且对经济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知识产权及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令人瞩目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历经20个月先后9轮磋商,于今年2月26日终于在北京达成协议,并于3月11日正式签署。 所谓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对自己智力劳动取得的成果所享有的在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主要包括著作权和工业产权,其中工业产权主要指专利权和商标权。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随着世界经济逐渐步入国际化,它在科技、经济及     

从中美建交看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中美两国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敌对以后，从1969年到1979年逐步接近，由对抗走向缓和，最终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美建交。中美两国的政治家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邓小平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为推动1979年1月中美建交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从世界全局着眼从7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头在进入1974年之后就明显地减慢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了停滞与曲折的复杂局面。中国国内政局也出现动荡，一段时间内中国领导人当务之急是解决国内问题。此外，中国对美国的不满，由于美…     

1972年9月中日政府首脑建交谈判述略

1972年9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中日政府首脑谈判,对实现中日建交起了关键性作用。正式谈判共进行了四轮:第一轮谈判,以日台关系和中日关系中的非排他性问题为谈判核心;第二轮,紧紧围绕战争责任、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偿及革命输出问题;第三轮,讨论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并交换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第四轮,商讨如何结束日台关系和处理日台断交后双方非官方的经贸往来问题。双方在谈判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既坚持立场,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失灵活性,最终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直接推动了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的签订和发表,实现了中日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