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在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生成及其危机

民粹主义是一个模糊复杂且具有多重面向的概念,“民粹式民主”是民粹主义在台湾地区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形式。揆诸台湾地区现代政治发展史,无论是转型过程中政党内外的斗争与合作,抑或是“民粹式民主”下政党行为模式的形成,都受到民粹主义的深刻影响。“民粹式民主”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产生了问责失衡和治理危机,加剧了岛内政治文化的恶化,伴随着民众的意识觉醒和主体性提升,社会力量可能存在“失控”的风险。     

“反”来“反”去

改革开放前，有一个词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那就是“反”字——不管是“反革命”，还是“反动”，或者“反社会”、“反人民”，都是些一沾上不死也得脱层皮的罪行。想想也是：人家都一窝蜂地往一个方向走，你却要出头逆向那么反一下，这不给大家填堵么？对你这种给大家伙找别扭的角色，那还不杀之也可，脱皮也可。     

关于“教科书问题”与日本社会思潮研究

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在中日关系领域已成为一个标志性问题 ,并引起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对 2 0 0 1年“第三次教科书事件”的发生情况、特别是右翼文人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活动的考察 ,提出 :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并非单纯历史认识领域的问题 ,它反映出战后以来日本政治和社会发展当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用以透视整个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因此本文呼吁更多的中国学者进一步关注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 ,将这一问题放在整个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和民族主义思潮演变的格局当中进行研究 ,以期对全面认识日本、把握日本的未来发展方向有所助益     

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

在政治文化没有被"刮骨疗毒"的时候,在公民权利没有"名至实归"的时候,在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邪恶"到处弥漫而反思的精神寥若晨星的时候,一味地寄希望于势单力薄的乡村小共同体,以及无限地美化"底层"的道德精神与文化质素,而鄙视乃至否定具有理智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只能是寻求民族自新之途的知识分子的"一帘幽梦"而已。     

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

近年来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并且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受到岛内政治、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国际政治与青年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仍然呈现出“去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现状,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和平统一将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两岸双方应继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建构“双重认同”作为化解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危机的基本路径,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建构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民粹主义的泛起还是精英政治的危机?

2018年11月爆发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已延烧至今,短期内仍无平息的迹象。学界对其评价不一,但经常将其与1968年五月风暴类比。本文认为,黄马甲运动反映的似乎不是法国民粹主义的泛起,而是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作为这个制度支柱的各传统政党、工会、主流媒体等政治中介物,未能及时体察民意、整合民意、将民众的诉求引导到正常的代议制机制中进行回应处理,而是一如它们在五月风暴中的作为,游离在运动之外,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政治功能。黄马甲运动是否标志着法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形式、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乃至替代,仍有待观察。     

从“太阳花学运”看台湾民主

台湾自视为民主化的“灯塔”,但“太阳花学运”暴露出台湾民主存在诸多问题,引发广泛争议。争议中的共识是台湾民主出了问题,但也存在分歧,即究竟该对近三十年来的台湾民主化持什么态度,肯定、否定,抑或其他？分歧的产生与民主质量理论运用到台湾民主研究有关,民主质量的概念特性导致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有将其理解为狭义的“民主”的质量,包括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等;也有将其理解为中义的“民主政治”的质量,包括法治、宪政、分权、人权等其他政治范畴;还有将其理解为广义的“民主政体”的质量,包括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等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通过民主质量理论可知,台湾基本实现了巩固的民主,但尚未实现优质的民主。     

民粹主义在英国和日本的政治话语:“人人自保,以免落后”

民粹主义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扮演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尤以英国和日本两国为甚。本文主要介绍了英、日两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派别、组织形式及政治主张,通过对两国民粹主义的话语特色进行分析,清晰地勾勒出两国的民粹主义政客如何在各自国家的政坛发挥着极右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两国的政治走向。     

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危机和“驯服”全球化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逆全球化浪潮。对其起因的认识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经济危机引燃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有的则强调所谓文化焦虑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转型因素。全球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技术革新、社会组织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效率提升和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会破坏社会稳定和加剧不平等。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而言,一是政府有效管理更加困难,巨型企业拥有了不弱于主权国家的权力,以至于传统国家和社会在面临挑战时无能为力;二是距离的拉近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更容易相互影响、引发混乱,造成人们的不安全和焦虑感;三是全球化天然地具有加剧不平等的倾向,这种倾向源于现实世界的不平等。本文认为,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多个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将其简单归因于全球化有失公允,真正的问题在于对全球化的应对不力。世界要走出危机、重现经济繁荣并克服全球化的可能负面效应恰恰要依靠更深层次的全球化。     

港人“二元”认同的地缘政治阐释

香港社会在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上均体现出二元特征。在身份认同层面,港人表现出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区分;在政治层面,港人多年来在渐进式民主与急速发展民主之间争论,并在一国与两制之间纠结。上述认同特征体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地缘政治对香港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由于英国在香港回归前对香港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和美式政治认同培育,不可避免地为今天香港政治发展带来争议。     

台湾“公民投票运动”的回顾与评析

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投票”，应是指具有独立完整主权的国家中之人民，就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乃至国家大事依法进行投票表决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不应有所谓涉及台湾前途的“公民投票运动”，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非一独立国家。但现实中台湾确实存在着一股推动“公投自决”     

试论“台湾主体意识”的形成、特性及与“台湾意识”之异同

“台湾主体意识”与“台湾意识”有所不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建构的一种更强调台湾主体性、台湾价值、台湾利益、台湾优先的一种社会政治意识,也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台湾国家化意识”。其对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的深刻影响所及,直接牵动着台湾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发展。     

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危机的成因分析——一种“斯德哥尔摩现象”的解读

由于遭遇特殊的历史情境，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伴随着“台独”势力的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不断推动“去中国化”，长期遭受心理绑架的台湾民众出现了认同危机，如同“斯德哥尔摩现象”里的被绑架者，其自我定位和“国家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浅析拉美新社会运动的新特征与新路径

本文剖析了拉美新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其表现形式,认为该运动开辟了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式、新路径。不同于传统激进左派运动的主体构成,拉美新社会运动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异质性群体的抵抗行动;从斗争旨趣和运动方式看,不是通过革命政党组织阶级斗争来夺取国家政权,而是由一种不规范的、体制外的斗争形式发展成为一种被制度化、纳入到常态政治轨道的斗争形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新渠道;倾向于向传统等级制的政治机构寻求自治社会组织权;形成凝聚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共同意识来维系组织自身的运转。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双重碾压下,拉美国家以独立的、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仍面临诸多挑战。     

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意义与路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践10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已成为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重要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一带一路”合作起步虽晚,但发展较为迅速。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复杂深刻调整、中拉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无论对双方发展还是对南南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从政策沟通、打造合作亮点、拓展朋友圈、深化人文交流等方面持续推进,使新时代中拉关系不断提质升级。     

“社会”可以找到“组织”吗?

<正>行政部门立法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一被概括为开门立法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已然十分普遍。但广州这座一直被视为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展示了它与众不同的社会活力。10月30日上午9时30分,中山大学百年红楼马丁堂。一场在规范与激活之间:社会治理创新论坛正在举行。会议汇聚了30多位来自广州各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学者、律师、人大代表和媒体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近日在广州公益圈及媒体引起广泛争议的《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细则》),这份征求意见稿早在10月16日就已经在广州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