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政务环境建设的逻辑探索 ——基于68个地级市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务环境建设是推动城市发展、优化政府服务的重要举措.使用fs/QCA分析方法对我国68个地级市政务环境建设案例进行条件组态分析,结果显示,政务环境建设水平主要受到互联网服务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注意力分配、需求回应等多个因素的组合影响.其中,需求回应和注意力分配因素在提高政务环境水平上发挥重要作用.高水平政务环境建设的生成路径可以概括为三种:"技术优化+组织管理""组织管理+需求回应"和"技术优化+组织管理+需求回应".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从不平衡低水平向一体化智慧政务发展 ——以36座典型城市为例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迅速,电子政务已成为提升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和引擎。全国36座典型城市电子政务实践证明,我国电子政务已经取得的成绩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升级、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发展迅速、政务服务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与此同时,也存在政务服务软硬件供给水平有差距、社会公众深度参与不足、电子政务向智慧政务转型面临挑战等方面的问题。应通过以下三个策略优化电子政务发展,从而持续提升我国政务服务水平:统筹推进,打造一体化智慧政务发展新格局;优化管理,持续提升政务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完善服务,提升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政策意蕴、理论阐释与路径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务服务已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引擎。政务服务质量高不高、企业群众满意度如何衡量,长期以来缺乏制度化保障。公共管理学界已经认识到,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已提上日程。基于政务服务助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视角,本文探讨了现阶段我国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的政策意蕴,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了政务服务“好差评”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映射,并从价值取向、评价机制、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四个维度勾勒出了其建构路径。本文研究既丰富和发展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体系,亦有助于在实践中为加快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方法论借鉴。     

移动政务直播中的双向赋权与约束机制——基于热门政务快手号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当前，政府部门日益注重将移动直播平台作为舆论宣传和公共服务的新阵地。移动政务直播通过实现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协同性，建构起新型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机制，能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赋权。公众经由自身心理与互动行为提升信息和话语能力而实现赋权，政府赋权则通过获取决策信息、创建新的政府和公众互动平台得以完成。移动政务直播是一个技术执行过程，其内在运行机制涉及相关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选择，这一过程在参与主体、技术属性、制度环境的共同激励和约束下得以实现。移动政务直播能赋予公众参与感和新的身份认同，政府则出于树立政府形象、亲近政民关系、履行本职工作等动机开展移动政务直播。直播平台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交互性和实时性为政务直播的开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移动政务直播制度环境所形成的激励或约束效应，也是政府和公众在作出政务直播的行为选择时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趋同性与多样性：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一个事件史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了数字政府政策在全国地级市的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根据政策影响范围和作用性质,数字政府政策可分为战略管理、数据治理、政务场景和生态场景四大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场景驱动型政策先行、工具-客体型政策转化和局部-全局型政策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区域差序型和行政阶梯型扩散模式。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既具有趋同性又存在多样性。在地级市范围内,数字政府整体政策扩散受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共同影响;然而,就具体政策类型而言,四类数字政府政策的扩散机制呈现出不同组合模式。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将异质性纳入制度趋同,拓展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意涵。     

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法律制度完善

当前我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多数省市明确了政务数据管理机构、制定了数字政府发展规划、开发了“一网通办”的网上政务app,并运用多种互联网技术为数字政府助力,让老百姓“最多跑一次”成为现实。但是,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建设过程中法律制度缺失、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电子政务服务标准不统一、公众参与渠道狭窄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因此,为裨助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发展,有必要构建完善的数字政府法律框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统一数字政府政务服务标准,拓宽公众参与建设途径。才能处理好“制度”和“技术”的关系,才能让数字政府建设合规、有序、安全、平稳发展。     

乡村政务服务数字化的三点对策

数字化技术对于提升乡村政务服务水平具有显著效用,实现乡村政务服务的数字化需要基层政府依托乡村发展的实际和数字化治理思路谋求创新。一是以数据应用为基础,推动数字治理与乡村政务的融合;二是以破除信息壁垒为手段,实现乡村政务服务再造;三是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推动数字化政务服务的落地。     

注意力分配视域下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研究——基于300份政策文本的Nvivo12质性分析

注意力分配作为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一个关键要素,体现了地方政府特定时期的发展方向与政策倾向,而加快推进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必须关注并剖析其背后的实践逻辑。通过构建“工具类型-应用场域-内容效力”三维统合模型,并参照时空维度以深度分析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探寻我国地方政府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目前,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注意力分配存在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场域应用不均衡、内容效力不够高等问题。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即注意力配置初步引领数字化转型、注意力竞争内在驱动数字化转型、注意力再造纵深推进数字化转型,本文尝试提出促进政策制度持续创新、政策结构日益优化等可行路径。     

智能政务服务是否精准匹配了居民公共需求?——基于1045个城市样本的实证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的重点是通过提供智能政务服务满足居民的公共需求,进而实现政府服务的便捷性和供需精准匹配。基于广州、北京、上海、重庆等国内主要城市的1045个样本调查数据,采用逐步回归和分层回归模型对智能政务服务便捷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智能政务虽然提升了政府服务便捷性,但尚未达到最优;智能政务服务平台的功能体系仍不完备,尤其在公共服务信息传播和数据共享方面效率“一般”;对智能政务服务便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是:居民对智能政务的了解和期待程度、智能政务服务功能完备程度、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程度以及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因此,提升智能政务服务的供需精准匹配,须在增强居民体验感和参与感、完善智能政务服务平台功能体系、推动政务数据共建共享等方面着力。     

经济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政府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政府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分析当前我国政府能力的现状,认清差距,找到问题,据此寻找提升政府能力的路径,实现我国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的现实基础、动力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

跨域治理是应对跨域政务服务需求的有效治理理念，可以为市场要素跨地区流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行政支撑。“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服务价值导向，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增效，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提供了可行性。科学且高效的府际合作动力机制是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实现的重要保证。基于APT-R模型，构建起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通过对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发现其府际合作动力机制存在运行梗阻，表现为引力有限、压力不均、推力式微和阻力难消。这是地方行政系统内外部的利益、组织、制度、理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化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需要从提升引力、平衡压力、强化推力和消减阻力入手，调适四个作用力的方向和力度，形成府际合作的动力合力，切实增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助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     

全面推行政务公开 打造服务型政府——对丹东市政务公开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政务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重要标志之一,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是打造透明、廉洁、高效政府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推进政府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近几年,丹东市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努力提高群众服务水平,竭力铸就便民、亲民、为民的政府形象。笔者通过对丹东市政府公开办公室以及行政服务大厅的调查与思考,对丹东市政务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政府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生成模型研究——基于31个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网站的定性比较分析

为实现政府开放数据在应急管理领域中的公共价值,应积极探索开放数据与应急管理的融合应用.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网站的新冠肺炎疫情开放数据及其衍生产品服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生成主要受到数据可读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能力等多个因素的组合影响;其具体路径可归纳为4种模型,即政府主导、企业驱动、公众参与以及多主体共创模型;而数据可读性、反馈渠道、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能力与地方财政能力的组合是贯穿所有模型的核心路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种模型进行案例追踪,识别现存不足,有助于为应急管理中开放数据的价值实现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政府的“双重困境”及其修正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资源不足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做不了"困境;二是民众理性无知产生的"不便做"的效率与公平困局。面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失灵,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超越单一行政组织分析的高阶组织集视角,指出政府之外作为环境的社会组织对其的支持作用,同时更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一种依赖关系,而通过优化社会情景、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规范权力的分配结构等三个方面强化这种依赖关系,是消解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两重困境的可行路径。     

电子政务的技术应用前沿

电子政务的核心是“政务”而非“电子”,但重视政务与依赖技术并不矛盾.行政管理界在强调和贯彻工具手段必须为价值目的服务的同时,也必须保持对电子政务的技术应用前沿——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的积极关注、主动追踪和成果利用,这是政府必尽职责,也是为保障政府管理和社会环境科学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电子政务前沿技术应用将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公共信息服务功能的政务微信建设探究——以“武汉发布”政务微信号为例

政务微信是我国政府推行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微信具有的便捷性、易操作性、互动性等特征使其成为政府有效履行公共信息服务职能的媒介。在分析"武汉发布"政务微信号在公共信息服务功能方面的基本情况上,探讨完善政务微信号公共信息服务功能建设的新途径:深度挖掘信息,拓宽信息推送的渠道;完善回应机制,增强社会影响力。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规范化

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公共需求的多样性和政府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使政府与社会合作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趋势.在世界行政改革中出现的政府花钱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虽然获得了一些经验和制度的积累,但仍需在规范化方面作进一步努力,包括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购买的程序、社会组织的资质、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购买服务的监督与评估等等,都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以保证政社合作在全国的平稳、健康发展.     

深圳“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经验分享——打造信息惠民政府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正"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施要以解决当前体制机制和传统环境下民生服务的突出难题为核心,改变以往技术导向、项目驱动的信息化建设模式,有效整合孤立、分散的公共服务资源,强化多部门联合管理和协同服务,鼓励市场参与,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渠道,构建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信息体系,全面提升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社     

中国营商环境治理：寻求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平衡

营商环境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状态的新概括进入国家视野,并深深嵌入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场景与进程中,呈现目标国际化、工具多样化、方法规范化等特征,受到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秉持“应试心态”与“赶超思维”的技术逻辑引领,通过聚焦考核指标、嵌入信息技术、缩短办事时间、降低办事成本等终端改革,实现短期内提升绩效的预期目标。这种“工具型”营商环境治理面临指标适配程度低、信息共享效率低、主体参与有限、服务选择偏好等问题,亟须通过完善公平公正的市场主体保护制度、良性稳定的市场环境制度、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制度和规范有序的市场监管制度,寻求中国营商环境治理的逻辑平衡,营造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生态。     

地方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影响机制研究——以咸宁市为例

探究地方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影响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优化地方政府标准化创新。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以湖北省咸宁市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为个案,探究其标准化创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宏观政策环境、公众需求、政府管理服务水平、政策企业家及前期标准化工作基础构成了咸宁市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其创新进程也受到行政体制、人才与资金资源、组织协作机制和路径依赖“锁定状态”的制约。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制定符合地域特点的标准化创新战略、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监督评价体系及人才资金保障机制,进一步优化政府管理标准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