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

两岸及美国的学者2010年以来涉台外交的研究成果显示,随着美国相对衰落、中国日益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以台制华"的能力下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冲击和干扰也在减少。然而,从美国"重返亚太"、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美国国内围绕"弃台论"的政策辩论,以及台湾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来看,本文认为,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台制华"的固有战略,不希望两岸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走得太近,美国仍然会在台湾"国际空间""国际经济空间"等问题上"搅局"。     

论析日本的“台湾帮”

日本的“台湾帮”正式形成是1973年3月,当时它出现两个组织形式,一个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它是“台湾帮”的“老巢”和“据点”,堪称集“台湾帮”之大成;另一个是“青岚会”,它是一批年轻的自民党右翼议员组成的。这两个组织幕后策划者均是岸信介。有人认为,“台湾帮”的形成可提前至1957年。“1957年2月,岸信介政府成立后,自民党内形成了台湾帮”。①还有人认为,可追溯到1949年的“白团”。②所谓“台湾帮”是战后日本自民党内的历史上参加     

简析蒋介石“反攻大陆”政策与美国对台政策矛盾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始终念念不忘反攻大 陆,但是直至蒋介石去世其“反攻大陆”计划也 没有付诸实施。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 期,在中国国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美国在越南 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台湾海峡却保 持了相对平静的局面,缘何?本文试图通过分 析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外交文件档案探讨个中 原由。     

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中的智库因素：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为个案

近年来,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加大力度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冲撞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政策。一些美国智库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台湾民进党当局“官方”背景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尤其活跃。这家致力于提升美台关系的小型智库地位特殊,擅长运用多种组合策略介入美国涉台政策过程。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化,为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影响美国对台政策提供便利,但长远来看,该智库在对台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仍将受限。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政策回顾与对策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或曰对外交往问题既是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关键性议题,也是岛内台独势力直接操弄、塑造悲情意识凝聚民意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在两岸关系大发展、大交流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它,已经成为两岸互动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解决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主要体现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邦交国关系两方面。祖国大陆应从战略高度上认识解决国际空间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当灵活务实、循序渐进,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关于日本与台湾关系的一些思考

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历史上的日台关系从历史和地缘的角度看,无论是官方时期还是在非官方时期,日本始终重视与台湾的关系,这不足为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台湾岛在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它是中国向南出海、日本向西出海的必经之处,也可以说是汇合处或遭遇处,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意味着从根本上阻住了对方的去路,因此地缘战略价值极为重要。台湾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钓鱼岛、彭佳屿、赤尾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清晰化及其极限：以“与台湾交往法”的出台为例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交锋过程中逐步成型,其核心是将威慑与保证融为一体,从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开始发生摇摆。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中战略竞争的一面急剧上升,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再度战略清晰的迹象。“与台湾交往法”是特朗普政府在中美战略博弈升级背景下对于美台互动进行“政策更新”的产物。然而,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清晰化存在固有界限,“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规锁美台互动的基本框架。     

战后日本的“台湾帮”日台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组合与调整的新时期，中日关系以及这一大框架之下的日台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日本国内右翼亲台势力，基于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构想，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台湾当局则竭力拓展“外交空间”，开展“务实外交”，试图借助外力，抗拒统一。     

“大中东”析

“大中东”一词的出现反映了本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认为它在本地区拥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为了确保这些利益不受威胁,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除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铲除恐怖势力等方面继续采取“治标”的措施之外,还致力于在本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革。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继续面临考验。     

浅析美国对台政策的“民主困境”

台湾问题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在台利益，美国不仅长期维持与台湾的所谓“盟友”关系，并将支持和保护台湾的“民主”纳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敦促台湾当局启动和完成“民主转型”，“民主牌”也成为台湾当局寻求美国支持的重要手段，成为美台“断交”后双方构筑“实质关系”的价值纽带。但是，美国推动台湾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客观上也为台湾当局以“民主”方式抗衡外部特别是美国压力、     

两岸关系与台湾民意

两岸关系发展中．台湾民意的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民意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在统一之前，台湾民意中的合理要求应该获得大陆充分的谅解与尊重。但民意也是可以塑造的，近十余年来，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为了推行“台独”和自身的权力，不断地把台湾民意导向与大陆对抗的极端，并用“法理台独”冲撞大陆对台政策的红线，增加了两岸关系出现危机的风险，受损害的将是台湾同胞。     

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三十年之省思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一个中国”的政策是维系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基础。30年来，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大幅变迁，美国历届政府虽宣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构成这一政策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固有矛盾始终无法调和，甚至屡屡发生《与台湾关系法》凌驾于三个公报，     

从“太阳花学运”看台湾民主

台湾自视为民主化的“灯塔”,但“太阳花学运”暴露出台湾民主存在诸多问题,引发广泛争议。争议中的共识是台湾民主出了问题,但也存在分歧,即究竟该对近三十年来的台湾民主化持什么态度,肯定、否定,抑或其他？分歧的产生与民主质量理论运用到台湾民主研究有关,民主质量的概念特性导致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有将其理解为狭义的“民主”的质量,包括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等;也有将其理解为中义的“民主政治”的质量,包括法治、宪政、分权、人权等其他政治范畴;还有将其理解为广义的“民主政体”的质量,包括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等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通过民主质量理论可知,台湾基本实现了巩固的民主,但尚未实现优质的民主。     

“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流行论调辨析

历史经验表明，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在政治运动中常具有某种先行性。“台独”最先也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因为在现实政治中难有其立足之地，于是先寄身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像文学这样可将其理念隐隐约约地寄托在形象描写中的载体。这正是最早的“台独”分子经常是作家或文学作者的原因。不过，当条件成熟时．它就会从意识形态领域向现实政治领域扩张。于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执政8年时，将“台独”意识形态转化为“去中国化”的种种“政策”。2008年“大选”民进党失利，     

“自主”与“依附”：影响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探析

自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从现实主义出发建构起一套完整的对台政策框架。随着澳大利亚对华经济依赖的逐步加深,澳方在对台交往上基本维持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但在美国因素影响下,又间断性地出现脱轨现象。2017年后,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华采取全面对抗策略,美方介入台海事务的频率与力度空前提升,华盛顿拉拢盟友介入台海事务的意愿亦愈发强烈。同时,中国的崛起亦导致澳大利亚对华疑惧不断加深,从而强化澳美结盟意愿。长远来看,澳大利亚可能更加积极地配合美国介入台海事务,采取新的政策动作,从而影响中澳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实践中形成的最新理论结晶,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形成的根本依据,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本文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矢志不渝推进祖国统一的创造性实践,从九个方面概述了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主要观点与时代价值,全面立体地呈现了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形成过程、内在逻辑、独创性贡献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论“法理台独”的“国际法形态”

“法理台独”的“国际法形态”是台湾当局借助“条约”和具有“准条约”性质的“非官方协定”等规范形式,为其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效力,臆造“台湾国家形象”的各类活动的总称。“国际法形态”的发展历程可分为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前的前导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的起始阶段和2008年至今的发展阶段。在前导阶段,台湾当局形成的“正式外交关系”和“实质关系”的并行模式为后续“国际法形态”的起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生存策略”和“政治印象”;在起始阶段,台湾当局放弃一中原则,在相关规范中不再反对“双重承认”,转而谋求凸显台湾的“国家属性”;在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国际和两岸形势,台湾当局推动“国际法形态”的重点转向树立“台湾国家形象”、深化“实质关系”、以“域内法”弥补“国际法”不足等方面。总结其变化趋势可知,围绕“存在证成”这一逻辑主轴,台湾当局先后采取“中国代表权”“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三种博弈策略。可以预计,台湾当局未来可能采取“以实补名”“超越主权”“以小博大”等策略,继续推进“国际法形态”发展。     

战后台湾的专卖政策与“二·二八”事件论析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新成立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设立专卖局，对樟脑、烟草、酒、火柴、度量衡器等物资实行了严格的专卖政策，这一政策自最初实行，即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反感。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坊”附近查缉私烟时，用枪管将女烟贩林江迈打伤，并打死围观群众陈文溪。此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本文拟对战后台湾实行专卖政策的原因，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台湾民众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以及这一政策与“二·二八”事件之间的关联等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纪念“二·二八”事件爆发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