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政府主导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通过对四川省“一村一幼”计划的调研发现,政府主导农村教育发展表现出较强的指令性任务特征;通过“软激励、硬考核”的方式,能够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在短期内实现农村学前教育的赶超式发展。但“一村一幼”计划也面临硬性考核目标导向偏误、激励措施被错误响应、“撒胡椒面”发展方式盛行等问题。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应进一步科学构建考核指标体系,及时纠正错误行为倾向,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完善基层制度创新环境,着力提高家长主观评价。     

“两项制度”衔接试点工作应破解四大难题

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制度有效衔接，是完善我国扶贫战略和政策的新举措。做好“两项制度”衔接试点工作，目前，需要破解救济与帮扶、不公正不公平、资金使用效益和工作保降机制等四大难题。     

贫困人口分布、构成变化视阈下农村扶贫政策探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为例

基于对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的扶贫开发调查和定点贫困调研,从我国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缘性特征以及贫困群体构成以劳动力人口为主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了1986年以来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重点分析了扶贫资源瞄准和使用偏离扶贫目标群体、扶贫工作重点集中于就地开发建设物质资本以及就业援助政策缺失的问题及其后果,进而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探寻了扶贫政策取向,提出国家的扶贫资源和项目必须瞄准地缘性分布的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把能力建设置于新扶贫开发战略的优先地位,把就业援助政策作为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     

四川“三州”民族地区扶贫搬迁战略研究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和特殊的人文环境导致四川"三州"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众多、贫困程度深重,必须进行扶贫搬迁才能彻底摆脱贫困。由于受扶贫搬迁耗资巨大、国家补助太低、可迁入地越来越少等因素的制约,四川"三州"民族地区必须确立战略目标、找准实施重点,保障政策、资金、产业、人才支持,才能确保扶贫搬迁工程的顺利推进。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党建+精准扶贫”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路径探究——基于赣南H村实地调研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精准扶贫战略得以贯彻落实的前沿战斗堡垒,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通过对赣南H村的实地调研,实证分析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的作用,发现H村发展困境并得出实践启示,探讨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造血式精准扶贫模式。     

论新时代精准扶贫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推进,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和制约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突出因素。为着力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将精准扶贫作为扶贫工作新战略、新理念和新举措加以实施。精准扶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我国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必要条件,也高度契合了新时代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关键要素。因此,精准扶贫成为当前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     

由面到点:教育扶贫政策的中国经验

教育扶贫是破解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在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历经以"面"为主的"普惠式"扶贫、"面线"结合的"多维式"扶贫、"线点"结合的"专项式"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式"扶贫四个阶段。扶贫方略由全国"面"上带动、区域的"面线、线点"协同推进,向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转变,并在扶贫理念、扶贫方略、扶贫方式等方面彰显了教育扶贫政策的成就,反映了教育扶贫政策的价值追求,是党和人民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智慧结晶。新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要深度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理念,完善教育扶贫动态监测体系,搭建多维度立体式教育扶贫体系,提升解决新时代教育问题能力的精准性、高效性。     

“天镇保姆”创富记北大核心

一个困家贫困县,依靠三千“家政娘子军”做活了一盘脱贫攻坚大棋。山西天镇的经验再次证明,扶贫工作并不难在工作本身,而是难在各级干部和各项制度能否齐心协力“真扶贫、扶真贫”。     

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活动由政府来主导和负责,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但这种扶贫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对此,应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进行制度调整。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瞄准的区域上,扶贫项目的运作管理和贫困人群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扶贫实效,在扶贫行动中也作出了对应性调整:即进行社区自组织扶贫、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扶贫等。     

“一村一名”的美中不足

日前,教育部决定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该计划将通过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方式,在农村每年向每村招收一名大学生,培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层次的农村实用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如何突破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反贫困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瓶颈之中。要突破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瓶颈,就必须在全社会确立起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此条件下,针对中国农村社会政策存在的问题分别采取以下几项实际的对策:缩小城乡反贫困政策之间的差距;启动农村的职业培训;将公益性(救济式)扶贫与生产性(开发性)扶贫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对失地农民需要采取力度更大的扶持政策;重视极端贫困地区的搬迁式扶贫。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与养老服务体系优化路径——以中央“一号文件”为主要分析蓝本

文章以中央“一号文件”为主要文本,系统梳理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变迁和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理念,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养老保障制度的演变呈现替代式与层叠式变迁特征。其中,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民工与职业农民的养老保障的表述反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政策目标、价值取向和权利授予的变化。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还体现了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以及农村养老产业等方面建设的困境。由此,文章提出了优化农村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的路径选择,即分层分类健全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补齐短板完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多措并举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等。     

精准扶贫视角下民族地区收入差距特征与治理策略——基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分析

民族地区的脱贫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利用马克思贫困理论指导民族地区的扶贫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通过分析民族地区近些年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和特征,运用马克思贫困理论探讨了民族地区收入差距及贫困程度较深的原因。基于精准扶贫视角,提出构建精准扶贫战略、主体有效识别、产业精准扶贫、"互联网+"、精准扶贫及文化精准扶贫等策略,以减少民族地区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西部农村“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对策探讨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是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的重点和难点地区。针对以往我国反贫困战略的缺陷与不足和中国西部农村贫困的发生机制,要完成反贫困的战略任务必须进行反贫困的制度创新。西部“教育反贫困”战略实施的内容包括“教育反贫困”战略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阶段、重点和难点、措施等一揽子方案。     

精准扶贫的运行过程与“内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贫工作为例

以湖北省E州W村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精准扶贫的运作过程及存在的困境。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存在很大偏误,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正确把握发展型扶贫与保障型扶贫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进精准扶贫效果,需要从准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入手,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特定地区致贫的主要问题,重视完善个体性保障体系的治理机制和公共性保障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     

扶贫面临新挑战

<正>从20世纪"八七"扶贫起,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已经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实施以整村推进为主体、以产业化扶贫和雨露计划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扶贫战略。但是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乡村空心化、社会原子化严重,村中缺乏年富力强的项目参与者,开发式扶贫的项目组织难度在加大。从2010年到2014年,减贫幅     

农村扶贫攻坚情况调查研究——基于贵州扶贫对象视角的调查报告

贵州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调查贵州贫困群体对农村扶贫政策及相关扶贫服务项目的具体评价,以及帮助贫困受助方摆脱贫困所产生的因素等,对从扶贫受助方的视角来考察农村扶贫攻坚工作成效有着典型意义。在此基础上,完善扶贫工作制度建设、建立行为约束机制,使受助方参与扶贫项目过程,均可获得更加开阔的理性认知空间。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