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北大核心

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坚实根基,党的领导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党领导城市社区治理,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然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也存在治理权威性不足、社区党组织引领能力偏弱、工作开展与现实需要脱节等问题。要努力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塑造与强化党组织治理权威,全面增强社区党建引领功能;保障与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全面构建社区治理秩序;加强与创新多元主体共治方式,全面凝聚社区治理合力;增强与提高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的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2012—2022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特征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2012-2022年间国内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热度逐年上升,相关研究紧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复现时代治理命题,本土理论日趋丰富。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内涵逻辑、实现机制与困境突破等方面展开,但在研究理论上缺少创新性建构,与实践的结合也有待进一步加强。今后该领域研究将沿着党建与社区情感治理、党建与智慧社区治理、党建与多社联动发展等方面展开,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总结普适性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本土理论。     

公民意识与城市社区建设——对西安市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现状的个案研究

公民意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南方雪灾、"5·12"地震灾害等公共危机事件促使我国公民意识崛起,但在事件过后,人们在常态的社会生活中能否继续保持和发扬公民意识值得探讨。城市社区是政府基层组织单位,具有与辖区公民"面对面"的互动优势,居民自治是社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社区既面对政府,又面对辖区公民,与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社区是培养公民意识的有效载体,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改善社区治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引入公众参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理念、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大力开展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等)可以有效强化公民身份的认同感,促使公民意识的产生和持久作用。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变化：基于政党功能视角

政党功能是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演化的重要线索。从中国城市社区创建迄今,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不断转换,从突出组织覆盖和党员吸纳的政党嵌入,到推进资源整合和组织协调的政党整合,再到全面强化领导权威和权力运行的政党引领。这一演化的深层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区属性认识的不断变化,从定位为自治社区到突出治理单元,再到强化执政根基,执政党日趋关注城市社区所承担的国家治理与党执政的使命任务。由于城市社区是集自治社区、治理单元、执政基础多重属性于一身的复合性场域,因此社区治理既需要强化社区党组织的引领功能,还需要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功能,需要平衡好政党科层化与政党社会化、组织共治与形式主义、兜底治理与社区共治的复杂关系。     

五里模式：政府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的新路径

在城市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推动下，居民参与已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CAS理论框架

CAS理论对于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的构建和发展具有方法论意义。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在适应基层社会需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中刻画出聚集性、非线性、要素流和多样性的典型特征。基于CAS理论,分析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中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机制的构成与运行机理,并尝试从创造公共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和持续赋权增能三个方向进一步审视系统发展路径,以期为提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实践思路。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村民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基于江苏和贵州农村的实证研究

在现代化发展大潮中,村民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都受到利益的诱惑,面临新的挑战。调查发现,一方面,村民对社区的行为认同度较低,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度较高,但二者均处于"认同"的状态。另一方面,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较高,志愿主义参与意愿也较强,但村民之间的私人网络参与并不发达。多元线性回归表明,村民社区认同即行为认同和情感认同与村民社区参与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inary Logistic回归则显示,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村民社区参与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对提升村民社区参与水平有重要的帮助。     

参与与赋权:基于草根行动与权力基础的社区发展

从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角度,依托并着眼于以社区建设和发展来谋求社会的发展,并将社区建设和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已日益成为人类共识,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社区参与的过程,一个基于草根行动与权力基础的社区发展过程。参与不仅仅是社区的形成机制、社会基础和动力源泉,参与也是社区建设的手段和目的,是实现社区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社区建设中,参与式方法和参与式发展无疑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行动策略和新的理念。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那些着眼于人类发展、减轻贫困、地方发展、消除边缘化和社会排斥的政策和规划实现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少,实现社区发展也就变成一句空话。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社区参与的分层检视--基于主体意愿与能力的二维视角

“：社区参与”被广泛认为是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既往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或是基于简单二分的类型化梳理,或是以“社区互动”为分析单位的个案描述,基本是中观层面或静态的研究。若从微观层面居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出发,可以超越对富有“戏剧冲突”色彩的社区参与案例的简单描述,构建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并将社区参与分为四种类型“：积极主导型”“、消极应对型”“、自我发展型”与“权益诉求型”。HZ市三个社区的经验材料揭示了不同参与类型的特征,同时显示了社区参与类型转化的动态性。因此,分析不同参与类型动态转化的条件,因势利导,提供多元的制度支持,将有利于促进社区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上海市D社区的调研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市D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现状。借此对社区社会组织功能的价值予以了描述,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困境与政策干预——以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为例

现代社区治理是一个多元力量之间的共同参与治理形式,公益性民间组织作为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组织,其对社区治理的介入,通过向社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从国内外现实来看,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经起到很好的效果,然而就目前我国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现实困境来看,目前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仍需要国家加大政策扶持,鼓励发展。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区域化党建”对社区治理体系的影响——基于南京华侨路街道的田野调查

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化了党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关系,在客观上要求各地变革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以公民社区建设为口号,逐步形成了以区域化党建为核心,以党内协商合作带动社区协商合作的治理格局——建立了党建联席会和公民社区建设协会相统一的组织体系。党组织的功能形式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社会功能日益突出,行使国家权力的功能形式日益减少,而且往往以辅助社会功能的实现为目的。同时区域化党建弥补了当前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的缺陷,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因党组织的关系联合到一起,促成了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合作。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路径——基于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困境的解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实行,整个农村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变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成为农村治理逻辑结构的核心概念,“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便是这种新的治理模式的集中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