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问题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为宪法规范的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应包括财产不可侵犯条款、制约条款和征用补偿条款。1982年宪法对于私有财产保护显得不足。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稿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条款,这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是一大历史的进步,但是该条款没有把私有财产列入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在征用补偿原则和程序方面也存在着问题,这需要在今后加以完善。     

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构建

公民迁徙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一直是宪法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具体如何保障公民迁徙权,在理论上缺乏系统的构建,这正是修改宪法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充分认识构建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的现实必要性的基础上,认真解读公民迁徙权的应有价值内涵,在此指引下构建一套系统化的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即确立保护条款(包括赋予公民迁徒权应有的宪法地位、复归公民迁徒权的应有位置和构建公民迁徒权的基本框架)和确立限制条款,以利于完善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法治国家的建设。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的不足及其完善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与规制拆迁的已有立法相比具有进步意义,但其在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程序的构建,补偿规定的完善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应当将危房和旧房拆迂分别规定,适当限缩界定公共利益的兜底条款;具体规定论证会、听证会程序;赋予被征收人对房屋评估价格的复核权,并明确房屋产权调换的标准。     

土地征收与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研究

土地征收之所以会频繁引发社会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无法有效约束政府权力,制止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政府既是土地征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土地征收的主导者和纠纷的裁决者,政府必然看重政府本身甚至个别官员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淡视甚至完全忽视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征收涉及到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等问题,而从本质上来看,这些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为彻底解决土地征收问题,实现农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应当充分发挥宪法在约束政府权力、制止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和保障农民权利的实际作用。     

作为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宪法环境权

环境权已作为新兴人权被提出,越来越为宪法所保障。虽然我国宪法文本上缺少环境权的直接规定,但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从我国宪法文本中推衍出环境权是较为合理的方式。由我国宪法基本国策条款推衍出的宪法环境权为客观法性质的环境权,赋予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不具有可请求性。由我国的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所推衍出的环境权具有主观权利的性质,具有可请求性。具有主观权利性质的环境权是一种社会权,赋予国家积极给付的义务。     

农地发展权视角下的我国农地征收立法改革

为化解农地征收中国家与农民日益尖锐的冲突,应当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引入农地发展权,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检讨与完善农地征收立法。农地发展权应当归属于承包该土地的农民所有。基于农地发展权,农地征收目的应当限定为公益用途,并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等程序性权利。农地征收补偿应当坚持全面补偿并兼顾生存权补偿原则,提高现行农地征收标准,增加对农地发展权的补偿。     

南亚国家政策的宪法效力文本分析

南亚国家宪法中的政策条款不仅具有结构上的特色,而且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具有明显的宪法效力。南亚国家宪法中的政策条款,仅仅是对立法机关立法行为的一种判断,同时,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也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原则的规定。南亚国家宪法中的政策条款不具有可诉性,同时也排除了司法审查。南亚国家宪法建立起了政策条款和基本权利条款在宪法效力上的区分与平衡机制,这体现在:将基本权利条款与国家政策条款分开并赋予不同的效力,基本权利条款和国家政策条款在内容上有重叠,基本权利条款和国家政策条款冲突时折射出社会公平的价值等。南亚国家政策入宪的启示是:国家政策入宪,有利于对国家的长期发展进行确定性指引,为人民评价和监督政府提供了明确标准,可以展示国家的目标和理想等。     

完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思考

土地征收是一个颇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也是我国学者长期讨论的一个热点。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善，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合理使用耕地，切实保护每一寸耕地；依照宪法精神，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完善合理的征收程序；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兼顾的原则，切实保护耕地，维护国家、集体和村民各方的利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的公权力规制

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规制政府公权力方面有长足进步,这主要体现在:重塑立法理念,寻求公私权益平衡;提升立法技术,引导政府角色归位;完善制度设计,强化监督制约力度;严格征补程序,明确政府违法责任。落实新条例,进一步规制政府公权力,需要进一步细化征收权行使主体及征收实施主体,通过地方立法确定立法机关对征收权的监督,建立和完善司法机关对征收监督的配套规定,进一步规范社会公众对征收权的监督。     

土地征收:正当程序的缺失与构建

土地征收正当程序的缺失,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溢用土地征收权,侵犯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土地合理利用以及社会安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土地征用正当程序的思路.     

农业税追征权如何依法行使

农业税，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现行的农业税征收，一般实行代金制，由农业税征收机关向纳税义务人直接征收现金。农业税追征权，是指在农业税纳税义务人有能力纳税而逾期拒不纳税的情况下，由农业税征收机关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作出追征决定，并依据该决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纳税义务人纳税而行使的一种行政强制征收权。     

论税收法定原则对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

税收法定原则立足于税收法定主义,对于财产权的保护主要从四方面入手:适量征收原则、征税要素法定、征收条目明确和依法征收原则等,同时关于税收的各种条款甚至是宪法中对财产权进行相应的限制。但是,税收法定原则由于其固有的属性具有两面性,可能造成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不到保护,而税收行政部门或许利用其两面性牟取私利。因此,要努力克服其两面性,增强其法定性,对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和限制,进而来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关于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思考——兼论对国际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借鉴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商品或资产属性已逐渐显现出来,并呈现出强烈的市场需求特征.但由于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不完善,导致土地征收权被滥用,农民的土地权益被侵害.因此,对土地征收补偿必须明确,并借鉴国外土地征收补偿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     

分权视野中土地征收权的重置

土地征收乱象的重要根源在于土地征收权配置的混乱与权责不清。要破解土地征收困局，并以此为突破，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就必须在横向与纵向的维度上分解并重新配置征地权：在横向上，构建立法权先导、行政权执行以及司法权监督与救济的权力制衡体制；在纵向上，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分工，探求效率与公正的最佳均衡点。此外，还应通过合理机制促成公众机会均等地参与意见形成与意志形成的过程，这也是有效规范征地权及征地行为的前提与关键。而要遵守的土地征收权重置的原则主要有：权力成本最小化原则、土地合理利用原则、公民权利保障原则和民主原则征地权。     

房屋征收及搬迁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鉴于我国房屋征收与拆迁的无序状态,国务院拟出台新的条例加以规范.由于我国在这个方面立法经验的缺乏,导致新条例的内容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对于房屋征收权的授予,关于房屋征收过程中的争议处理,及对于行政强制搬迁权的规定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尤其应当予以研究关注,应通过探讨使其尽量合理合法.     

论宪法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根本性、普适性、强制性等特征。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之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安定的目标,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实现刑罚,追究犯罪过程中很可能忽视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国家为确认刑罚权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决定了刑事诉讼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公法限制属性。为防止这种限制的过度与失衡给公民权益造成侵害,刑事诉讼中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以加强对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和个人防御权的行使。     

物权法的“左右”之争

当2004年3月"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时,担负着"私产"保护条款具体化的《物权法(草案)》,本没有区分财产所有制的任务,而是细化财产保护的条款。     

论我国物权法第28条之适用

我国物权法第28条的规定过于笼统,没有明确征收决定生效的时间、条件和程序.物权法其他法律条文以及土地管理法等对这些问题也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物权法第28条的适用便出现制度上的困难.实践中多由地方法规或规章来对征收问题加以规制,但层级过低,而且极易造成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保护成为一纸空文.建议应采集中立法模式,早日制定一部征收法,统一规范征收行为,并对公共利益、征收程序、补偿标准以及征收人和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作出详细规定.该征收法与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征收的法律条文相衔接,共同构成我国征收的立法体系,从而彻底扭转目前我国征收无法可依的现状.     

公权力的限制与住宅权的保护

对公民住宅权最大的侵害源来自国家与政府的公权力。根深蒂固的公权意识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公民住宅权保护不足是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住宅权的基本原因。防范国家公权力的侵入对住宅权价值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应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凸显对住宅权作为基本人权的私权利的尊重。其次,应彰显宪法精神,对侵入住宅的公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一是在法律程序上明确警察启动检查权、搜查权的前提条件。二是决定权应当与执行权分开,做好权力的制衡。三是明确公民住宅权被侵犯时的救济权。     

新形势下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路径

行政执法权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核心权力,有效监督行政执法权,保证行政执法权的正确行使,对达到行政管理的预期目的至关重要。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法律地位上独立于政府,使其能从外部有效监督行政执法权,督促和推进行政执法权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