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现实批判本性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超越了以资本为基础并以"分配正义"或"持有正义"为主题的现当代政治哲学,它是一种以"瓦解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解放为旨趣的革命理论。它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寻找扬弃市民社会而使之过渡到"人类社会"的真实道路。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目标,而现实批判性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根本品质。     

超越“基础”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尽管马克思对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多有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拒斥道德;与此同时,尽管马克思并不拒斥道德,但他并没有以道德原则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那种指认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观点,直接有悖于马克思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关于道德原则的定位,即道德总是非独立的与从属的。不仅道德原则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而且,"经济基础"所代表的经济事实也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马克思不是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经济基础"这类表述,与其说"经济基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奠基性原则,不如说它是马克思思考政治生活与道德原则的出发点。纵然我们分别排除了道德原则和"经济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基础的可能性,却不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失去了作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共同体所做的辩护、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辨析等,无不彰显着政治哲学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特质,从而证明了超越"基础"的政治哲学是完全可能的。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费希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代表人物,其政治哲学与康德、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道,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得以孕育产生的土壤。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界分的思想及劳动概念。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突破。     

政治理想:马克思政治哲学变革之源

政治理想致力于对政治现实的超越,力图改善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命运,任何理想都具有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理想同样如此,它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逐渐成熟的.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考察可以追溯其政治理想之源,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借鉴,马克思确立了哲学变革的价值指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的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政治理想的期望所在.马克思对柏拉图主义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通过对政治哲学的颠覆实现的,在此过程中确立的"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在政治实践中生成.     

马克思早年政治哲学三题辨正

国内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早年先后经历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三个阶段;他早年的政治哲学立场是卢梭式的民主主义立场;其哲学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命题。通过对马克思早年所有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真正民主制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批判才是马克思早年的理论活动的中心;而马克思的立场与卢梭等近代哲学家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但在官僚制国家与真正民主制国家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完全不同。     

从宏观上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伴生的政治现象

从宏观上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伴生的政治现象余金成社会主义社会率先在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的建立，客观上促成了利用国家权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局面。然而，事实表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远比教科书所概括的更为复杂，也更不易准确把握。而在这个问题上的...     

政治发展的实践演进与理论逻辑——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政治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撑。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显示,其内在机制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的现实水平和发展方向不断调整政治权力的配置关系,改进政治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实现方式,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这一内在机制有效展开的关键因素。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广泛借鉴其他国家治国理政的经验,吸纳其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同时坚持和发展符合自己历史任务、实践经验和发展趋势的制度机制,在应对诸多风险和挑战中,保持政治团结和政治活力相统一、国家的统一领导与权力分工制约相统一,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坚定的政治保障。     

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探析

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新生政权通过对社团的登记、整顿行动,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体制化吸纳,建构了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市场化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改革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国家固然在其与社会的关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已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社会组织出现了逸出体制的态势。出于管控风险、维护政治稳定的考量,国家通过立法规制,再次对社会组织进行了体制化。但是这种严厉的政治性体制化进程遭到了市场逻辑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利益诉求趋于多样化。社会需要发展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与传递诉求信号。出于对发展经济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双重考虑,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了与经济建设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结构,对政治稳定形成了新的威胁。面对这种新情况,须在法治的条件下,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推动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消解社会利益表达结构失衡带来的政治风险,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     

我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在走向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政治发展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政治发展战略,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模式,要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治理”研究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发展趋向的分析,是治理理论应予倚重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学说科学揭示了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国家权能的重要作用,也提出通过建立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的新型民主制来实现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双重扬弃。这就启示人们:一方面,当代治理理论要走出以市民社会为根本取向的研究路径;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另一方面,要认清西方治理话语因受制于资本主义结构而存在的阐释局限;事实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克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发展出一种国家与社会呈现良性互动状态的新型治理模式。     

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要经历由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掌握政权到人民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由国家直接组织社会生产到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由国家集权管理到民主管理与基层自治相结合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从根本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条件、进程和一般要求。     

公共世界的逻辑与马克思新政治哲学的实践旨趣

西方政治哲学史上,马克思实践的新政治哲学观念,秉持有关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反思批判性智慧,以现实的历史总体性辩证思维的立场,直指启蒙以来抽象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念之狭隘性、私利性和虚伪性(对以资本的逐利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赤裸裸的辩护)本质,对其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和剖析。马克思新政治哲学针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严重"缺席"的现实,对近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做了全面的矫正,体现出一种社会公共价值优位和美好生活本位的制度共同体之实践的政治合理性诉求。在凸显现实个体生存正当性(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致力于一种真实的"公共世界"(共产主义理想)的合理建构,引领人类逐步趋达社会解放的最终目标。     

论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政治哲学意蕴

主体性自由在近代市民社会中获得建制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出现分离。如何协调"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成为当代政治哲学要解决的重大现代性问题。在批判反思黑格尔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上,韦尔默指出现代性是永远不能完成的谋划,其批判和反思应理解为进入后形而上学阶段,而托克维尔提出的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则为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适的美好构想。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改革——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标志，其作为人类文明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重要 阶段，不仅支配着 21世纪的世界进程，而且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改革与发 展。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同时是一个结构变迁、阶级整合、理念 更新、权力重组的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因而，必须要明确中国在全球化 进程中的定位；创新政治体制。推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改革必须处 理好，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趋利与避害的关系，从而获得不同社会 制度国家之间、不同发达程度国家之间的双赢。     

宗教、政治意识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对《论犹太人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肯定了鲍威尔对宗教批判的积极意义,通过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与基督教社会的类比分析,发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以自身为中介,将人们的生活分为共同体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共同体并没有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是以这种差别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从而得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真正的基督教国家的结论,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必须像基督教国家需要宗教意识一样需要政治意识。但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守护所谓"神圣人权"的目的,必将使得政治意识瓦解,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最终被市民社会吞噬。马克思希望人们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实现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     

以税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路径

税收因国家存在而产生,本应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经历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计划经济时代的长期"缺席"到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属性逐渐回归的变迁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中国才真正开启了以税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以税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执政党对于税收政治属性的认识不断深化,而且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向税收国家,进而实现政治发展路径的创造性转换,逐步走上了以税制改革推动民主法治进程、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促进政治发展的新征程。认识和揭示中国政治发展的这个新路径,对于深度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和未来走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政治发展中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探析

政治发展是指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政治发展致使国家的政治过程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国家能力、财富分配、利益冲突、意识形态、路径依赖等都是政治发展中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由于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成政治发展的条件。因此,维护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治理与善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的基石

由于国家与社会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所以历史上两者的关系常常是"零和博弈".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克服局限性,使国家与社会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关系,合理界定各自的行施边界是莺要任务.治理与善治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确立起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的切入点.凸显了国家与公民社会正和博弈关系建立的可行性.     

论“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与马克思

"道德政治"发端于现代政治哲学中卢梭对霍布斯与洛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建构。卢梭首先注意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发展中可能造成的人与政治社会的非道德倾向,从而在对人性的重新阐释中构建其"道德政治"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政治"的可能性。卢梭与马克思刚好构成了"道德政治"谱系的开端与结束,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同样也应被视为对"道德政治"问题的进一步升华。     

公民社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角色与功能

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土壤和基础。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公民社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益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是一种相伴而生且相互依存的关系。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又影响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在推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在于:影响政府决策,促进政治参与,推动社会自治,监督政府权力,推进政治民主,推动政府改革和增进社会稳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