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申遗”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再生产

"保护还是开发"作为中国申遗实践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产业与精英两个文化阶层借助官方观念错位而展开的话语竞争。关注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标志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遗产公共性是觉醒的遗产持有者,以遗产为公共性实现的符号媒介,借助遗产媒介实现公共参与与群体沟通。在当下申遗实践中,遗产公共性已在"遗产话语"、"遗产表演"、"遗产资源"与"遗产行政"四个维度发生。遗产公共性的社会建构应落脚在遗产的"文化再生产"之上。     

谈资不抵债时的遗产处理

所谓资不抵债,是指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的价值不足以清偿其所负的债务。“资不抵债”是遗产继承中常常遇到的情况。对“资不抵债”时的遗产怎样处理?在我国《继承法》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很有必要加以研究。本文拟从下列几方面对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一、关于债务的清偿问题对“资不抵债”时的遗产处理问题,     

作为文化线路的“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保护研究

文化线路作为一种全新的遗产概念,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理念和重要的启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保护应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开发”、树立“整体性”理念、唤醒公众参与意识、建构共生理念等原则.     

遗产监督法律制度的构建

遗产管理制度是《继承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对遗产管理进行监督,是法律应有之义。本文试图从遗产监督的主体、内容及责任等方面来构建遗产监督制度。完善的遗产监督制度,对于避免、消除因遗产分配而诱发的家庭、社会矛盾具有积极意义。     

侵权死亡赔偿制度中遗产的确定

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具体立法规定中一直存有争议，当这一制度和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交集时，更加剧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侵权死亡赔偿的各个项目是否属于遗产，取决于主张损失赔偿的权利主体．如果是针对死者的相关损失的赔偿．则应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如果赔偿的对象是死者的近亲属或其他人，则不属于遗产，不应按继承处理。     

城市治理与群众路线——基于武汉“城管”的实践分析

群众路线与全能主义政治遗产仍然主导了当前的社会治理。这一遗产在控制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发挥街头官僚的政策创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城管"体制是综合治理、中心工作、压力型体制等内在机制的有机统一,而柔性执法虽然具有文明执法的内涵,但遵循的是群众路线的谱系。在传统的群众动员已经式微的情况下,如何将志愿者服务机制及媒介动员有效融入到城管实践中,是建立城市治理新格局的关键。     

试论我国的自然遗产保护法律规范系统

我国业已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自然遗产保护制度。但是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自然遗产保护的专项法律,而且自然遗产保护法律规范体系也尚未完全构建起来。本文论证了我国建立自然遗产法律规范系统的意义,并对如何构建提出了建议。     

“四大历史遗产”决定中国改革方向

迄今为止，改革中的中国一直都避免照搬其他民族的模式，因此，当中国人正在考虑当今现实以及未来治理改革的方向时，他们可以借助什么样的历史性力量呢？有一件事应当引起注意。他们已经掌握或需要处理的历史遗产不止一项，而是至少有四项。     

论我国《继承法》遗产范围的重构——兼评杨立新、杨震教授版《〈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遗产范围规制

《继承法》以列举的方式具体规定了遗产范围,这种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今经济社会对《继承法》的客观要求。对遗产范围制度的修正,主要应通过采纳遗产概括承受主义,从而将消极财产纳入遗产范围中;采纳不完全遗产制度,以防止继承人恶意逃债;对新型财产性权益、具有人格要素的物、特定法律资格与行为的继承,则应不局限于其法学属性的理论争议,通过立法技术实现对其继承方式的法律规制。这种对《继承法》现代化修正的立法精神本质,是法律主体对因经济基础发生变革而导致的遗产种类多元化、遗产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化的法价值需求的实践活动,是对继承权客体制度本土化移植的体系化修正,从而实现法律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法价值选择。     

东北振兴背景下的沈阳经济区工业遗产再利用研究

工业遗产再利用有利于推动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的实现,是促进东北振兴的现实举措。沈阳经济区工业遗产具有进行再利用独一无二的基础条件。应通过推动工业遗产与创意产业、旅游产业对接,加强工业遗产科研与宣传,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作用,设计科学的工业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等途径,促进沈阳经济区工业遗产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再利用。     

网络遗产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网络空间的快速膨胀,使得大量网络虚拟财产散布在网络中。网络虚拟财产在用户逝去时,继承人是否有权继承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践中都存有很大争议。本文拟从网络遗产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得出网络遗产属于他物权,认识到当前网络遗产的继承困境进而提出相关措施进行保护。     

从我国遗产的限定继承谈个人破产的设想

一、我国遗产的限定继承原则 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与债务,缴纳税款与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阶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由此可见,对于     

遗产继承案件若干问题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商品经济发展．公民收入增多．大量小康家庭和地区涌现。这些．反映在继承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据了解．近年以来．继承纠纷案件．在数量上逐年上升．遗产价值显著增大．案情也有不少比较复杂。（～）正确划定遗产范围。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所有的财产和法律规定可以继承的其他财产权益。显然．遗产范围的正确划定．是处理继承法律关系的前提。然而在实践中，常会碰到遗产与非遗产混在一起的情况。特别是当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大量涌现．财富积累巨大，一旦…     

论我国遗产范围立法的完善

值此我国《继承法》正被修改之际,提出修改、完善立法的建议：遗产范围涵盖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观点,不符合我国民众对遗产内涵的理解和我国法律对遗产界定的传统习惯,故不宜被采纳。对于立法模式的选择,宜采取正面概括与反面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删除现有对财产种类的列举性规定,新设反面的排除性规定,同时明确被继承人之人身专属性财产的除外地位;对于遗产的性质界定,应删除“合法”二字的限定词,补充财产占有也属于遗产的范围;对于遗产范围的具体内容,应当增设不完全遗产的一般规定,专门明确其概念,然后分别在遗产分割和必遗份（或特留份）制度中具体规定不完全遗产的主要内容,包括归扣或扣减的主体、标的、免除及方法等。     

《“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论文集》序言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由中华祖先创造并经世代传承的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文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姓氏文化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的血脉传袭,     

论夫妻一方婚内单独放弃继承的效力——兼评我国《继承法》第25条与《婚姻法》第17条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若被继承人未立遗嘱或所立遗嘱未明确表明遗产只归作为继承人的夫或妻一方,夫或妻可否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不征得其配偶的同意而单独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对此,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冲突的实质其实是法律规范的内部冲突,而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婚姻法》第17条关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而获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不当。鉴于此,应在将来的《婚姻法》修订中明确夫妻一方婚内继承的财产作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     

浅谈继承关系中的义务主体

一、关于“被继承人说”的观点之异议继承,就是把死亡的公民的遗产转移给继承人所有。继承人作为继承关系中的权利主体,这点毫无异议。而对于谁是继承关系中的义务主体,却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认识。有人认为继承关系中的义务主体应该是被继承人——我们称之为“被继承人说”,其理由有如下几点:(一)现实中,一般是被继承人侵犯继承人的利益,其他人不可能侵犯继承人的利益;(二)从遗嘱继承上看,遗嘱人(被继承人)有权叫继承人继承遗产,     

《继承法》修改中“私法自治”理念的梳理与拓展

文章以“私法自治”为价值理念对现行《继承法》的体系和内容进行梳理、评析,论述了我国社会生活中遗产继承的私权行为.同时,对正在修改的《继承法》如何坚守私法自治的理念提出了设想,文章建议,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不设立共同继承制度、建立后继承制度、扩大遗产的范围;就《继承法》中“私法自治”的实现要加以必要的限制;在《继承法》修改中创设“特留份”制度,继续坚守和完善公序良俗原则.     

胡绳“中间势力”理论再研究

胡绳是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的理论观点,陈文桂在<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和周一平在<史学研究的创新之作--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评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两篇文章中,对胡绳提出的"中间势力"理论观点做了介绍,但还没有人深入研究过胡绳"中间势力"理论,因此,有再研究的必要.     

儒家“五常”的当代价值探析

儒家"五常"是儒家学者所归纳的五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贯穿于中华伦理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范畴具有长期的、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优良品牌,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