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问题与对策研究

本文从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了县级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的原因,并从规范公务消费的管理机制、控制政府规模、提高决策水平和推行行政透明化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建议。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策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政府行政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其结果是加大财政负担,挤占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影响政府执政效率、能力及公信力,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成为改革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因此,对行政成本控制的研究是新时期社会转型不可回避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设诚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效率政府的核心所在.     

当前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政府机关存在着人员众多、费用失控、效率低下等现象,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更新思想观念、精简政府机构、加强公务员培训、降低行政决策和执行成本、建立科学的行政效益评价体系等措施来降低行政成本。     

切实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我国政府现行的支出运行管理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供给制模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造成“政府运行成本偏高、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端阻碍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建设高效、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降低行政成本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列举了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表现,从行政成本观念、政府行政行为、政府职能和行政机构、行政评价业绩考核机制、财政预算审批制度、行政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及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措施。     

规范资金管理降低行政成本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行政成本增长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更与政府资金管理密切相关。目前,虽然我国已经有了公共财政预算,但其中还存在诸多缺陷,还有巨额的预算外资金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预算内资金管理的不完善和预算外资金的自由支配导致了政府行政成本的攀升。因此,规范资金管理,降低行政成本势在必行。     

我国行政成本演变态势的实证研究（1978—2006）

近30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我国行政体制虽经多次改革,但行政成本偏高的问题仍未解决。例如,1978—200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行政成本（无论是预算内费用,还是也包括预算外的实际费用）都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且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收入、政府支出等的增长速度,它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全国人均负担的预算行政成本和实际行政成本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行政支出弹性系数较大,同时行政支出增长波动系数也较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点。这些反映了我国行政支出弹性大、增长过快、控制乏力、波动性大的特点。同时单位行政成本产出的经济效益也在下降。造成我国行政成本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行政人员总量的持续、快速增多导致行政人员工资成本、行政固定资产成本、公务活动及其他成本增长偏快。所以,从制度和法律上强化对行政支出的预算管理和刚性约束,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任务。     

浅析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

行政成本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在一定时期内,为履行其行政职能、实现行政目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支付费用的总和。本文从我国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入手,从行政管理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相结合的角度,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重点分析了影响政府行政成本增长的因素。     

行政参与的信息成本分析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是现代行政的要求。充分、可靠的信息是行政相对人参与权实现的前提。由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信息不对称,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够,使行政相对人不得不耗费成本去获取和加工信息,信息成本也就成为参与权实现的成本。本文对行政参与的信息成本的构成以及它对相对人参与权实现的影响作了分析,并指出,政府信息公开化将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激发相对人参与的热情,提高相对人行政参与的质量。     

从行政伦理视角探析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

当下,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成为横亘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鸿沟,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作为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改革,在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动力不足”,“难以持续”和“受益偏移”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政府行政实践活动中亟待解决的困境.本文选择以行政伦理为视角对于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及其所面对的困境进行深入探讨,逐步探寻、揭示行政成本控制内嵌的伦理精神,分析控制困境背后所隐含的伦理缺失,并尝试为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的解决提供伦理路径,以期对控制政府行政成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检察机关对国家经济监管权的监督

随着“市场失灵”的出现,各国均积极履行经济监管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然而,国家经济监管权同样存在着怠行与滥用的问题,无法彰显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在“议行合一”的政治架构下,法律监督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外部权力,应肩担防范国家经济监管权异化的重任。这是市场秩序的需要,也是分权制衡的依归,更是检察制度历史演进的使然。检察监督的路径就是加强抽象监管行为的监督,防止监管法规命令腐败,并以检察建议权、行政公诉分别监督具体监管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后,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监管人员的职务行为。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基于“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简政放权模式分析

简政放权是深化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举,是深化改革的总开关.选择通过“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实行新简政放权模式,已成为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寻求新突破,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全新尝试.由三张“清单”夯实的简政放权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也将深刻影响法治中国的整体性建设.     

优化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 促进第三部门发展——以“资源依赖”理论为视角

＂资源依赖＂理论是考察第三部门与政府资源互依关系的有效理论工具。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态度仍然是＂防范控制＂优先于＂扶持发展＂,而后者的应对策略则是＂自我节制＂、＂非制度化生存＂与＂自我异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三部门的发展,因此,急需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优化的途径主要包括：转变对第三部门发展的观念、加强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合作、优化第三部门的制度环境等。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反思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重要保障。自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政坛掀起了一场迅猛的＂问责风暴＂,取得了一大批问责成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凸显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以确保政府部门及官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由此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浅析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具体而言,就是要创新政府执政理念,培育公共服务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公共服务机制;强化社会公共管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强化公共服务保障;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网站反腐防腐功能研究——基于上海为中心的调研

互联网是反腐防腐的战场,许多向腐败宣战的外国政府已经将互联网技术作为反腐防腐＂工具箱＂中的重要成员。政府网站反腐防腐的功能设计与开发对反腐防腐有着重要意义。上海政府网站总体上具有较强的反腐防腐功能,但仍存在门户网站反腐防腐功能不突出、反腐机构网站建设力度不够、政务公开意识不彻底、网站影响力不大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应尽快采取整合门户网站反腐防腐功能、加强反腐机构网站建设、着力推进政务公开、扩大网站影响力等举措,切实巩固并强化政府网站反腐防腐功能。     

论立法在抗震救灾中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的各项活动都应当依法进行，即便是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政府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对付各种突发事件，仍然需要贯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原则。     

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懈的环境与逻辑缺陷及制度补救

2013年我国《公司法》完成的资本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袭了法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近10年来的做法,于我国国情考虑很不周延。工商机关从公司登记事务切入取消公司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和实缴要求自始不合法治原则,谋求逃避监管职责的制度“走私”利益,欠缺正当性,存在违法情节;而深圳创造的“认缴制”概念在法律上没有确切的含义,没有体系化的制度结构,深究起来不知所云。地方政府越权修订国家的公司法,冒犯全国人大权威,实质获取“举改革大旗”、“挖制度洼地以引流抢夺国内金融资源”、“摘皇榜”等行政机会利益,倒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吃改革宴席中的立法“剩饭”,污损了民意机构的尊严。实施颠覆性的改革措施,忽视了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背景及底线。英美授权资本制下维护交易安全的配套制度非常完备和精细,我国则缺乏那种系统性的法律配置和软文化,依托法定资本制保护债权人利益是我国长期的最适合制度选项。所幸的是,本次改制后,法定资本制的框架尚得以保存,我们必须戒急用忍,通过公司法的进一步修订建立及时、妥当的配套制度,跟进补救其错漏。     

政府回应：中国的理解和实践

政府回应的理论产生于西方。政府回应既是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也是系统的政府管理理论和行政理念的逻辑延伸。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政府改革中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目标,政府回应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就目前来看,西方的政府回应主要停留在价值理念层面。中国学者对政府回应的理解是在价值与过程之间,即一方面对西方人理解的政府回应的价值内涵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将政府回应理解为一种过程,并试图用政府回应理念来指导中国政府回应的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