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主导警务

现行警务工作模式及弊端我们现行的警务工作模式是由起初的“刑审分开流水线”改革为现行的“侦审一体化”刑侦警务工作模式;原有的刑侦、治安、巡警各负责打、防、控转变为现有的“三警合一” (刑警、治安警、巡警)共同担当打、防、控之责的警务工作模式;群众登门报案再接警处警改进为“110”接警指挥调度的警务工作模式等。这些警务工作模式的运行长期处于防御被动状态,是被动式警务工作模式。这种被动警务状况存在于我国大部分地区。     

困境与突破——关于社区警务构建的思考

由于我国警察组织中固有的官僚封闭特征及落后的警务理念与组织文化,警务社区改革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警察组织中产生了沟通不良及抗拒改革的状态。此文正是从分析社区警务与传统警务的区别入手,立足当前社区警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之路。     

论警务情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

在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历史源流中。考察中外“警务情报”的不同理念、名称、内涵及外延；中国辽-元代的“警巡院”与英国不列颠地区的“太兴连坐制”是考察东西方“警务情报”的文化支点。同时明确指出了近、现代西方法制社会和中国“皇权至上”的传统思想。对“警务情报”的制约及其本质区别。[编者按]     

我国社区警务制度的创新与改革

社区警务是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我国目前社区警务发展仍然面临着不少的问题,对社区警务制度的认识上仍然存在误区,警民关系不够融洽,警力配置也不尽合理.本文将结合西方多年来进行社区警务建设的经验与取得的成果,对我国社区警务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以及建议.     

白沙派出所社区警务试点的实践与启示

实施社区警务，是全国公安派出所杭州会议明确提出的派出所发展“三大战略”之一。江门市白沙派出所坚持把“抓基础、抓防范、抓管理、抓服务”作为深化社区警务战略工作的核心内容；规范社区警务运作，努力构筑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模式由原来的“有求必应”型转变为“有求必应+主动服务”型；坚持“以人为本”，建立一套有效的队伍管理长效机制，在推进社区警务战略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当前中国警务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

公安机关警务机制改革是顺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适应复杂的动态治安环境而进行的。我国警务机制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服务型警务的构建和完善。当前警务机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对策是:树立公共治理理念,完善服务型警务模式;提高思想认识,激发创造活力;加强体制机制创新,让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     

当前公安警务改革的走向及构想

公安警务改革是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警务改革。河南公安警务改革提出提升公安警务效能的模式构想：“1＋2＋N”模式,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警务改革和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之路的有益探索。     

加强公共复杂场所治安管理创新的思路探析

加强公共复杂场所的治安管理创新势在必行。这种所中存在着易发生刑事犯罪、轻微违法犯罪和秩序混乱造成伤亡的问题。其原因为社会规范对人行为约束作用弱化；人、财，物密集流动给违法犯罪行为逃避打击提供条件；有些群众活动组织人和领导者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场所治安管理工作中也存在不足，执法中出现“抓大放小”情况，警务组织运作管理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警务的影响。“零容忍”警务理念的运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和不足。     

公共警务集约化发展思考

目前，我国的警务工作范围模糊、摊子太大，不仅使科学的警务模式不能正常地落实和运行，反而容易在推进警务改革的过程中造成新的浪费。公共警务工作目标的定向与定质，以及警务监控管理体系的集约化是公共警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提出了关于公共警务风格统一化，公共警务项目模块化．基层派出机构微型化和公共警务工作正规化等思考。     

“广东自贸区警务模式改革创新”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综合性背景下,为了深入研究我国自贸区警务模式的现状、特点及规律,探讨我国自贸区警务模式改革的困境、发展趋势及刑事、行政执法策略创新等问题,推进自贸区警务改革创新的理论建设,由广东警官学院主办,广东警官学院粤港澳警务发展     

“非规则型法”：贡献、反思与追问

寺田浩明对中国传统法进行总结，提出了“非规则型法”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西方“规 则型法”相对，从法内部视角出发，揭示出中国司法的普遍主义理念，归纳了中国法的整体共性。基于 “非规则型法”的类型化指向反观西方，其规则型法的适用也存在不少“非规则型”的要素，可见其概 念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从求异和求同两种思维取向下进一步追问，则中国法“重刑轻民”、法律共同 体缺失、特定“信念、神话或意识形态”作为法正统性基础的成因，以及西方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等问 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非规则型法”概念固然存在以西方为标准参照、“非此即彼”的两分局限，但 仍充分展示了在多元立场下重新认知非西方法律传统的积极努力和探索方向。     

刑侦警务改革：一条强警之路

近年来,围绕如何建立现代警务机制,我国警界在广泛借鉴欧美警务改革经验基础上,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对现代警务机制虽然仍没有形成一个绝对权威的概念表述,但对其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已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即现代警务机制具有“七化”:即执行理念现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本土及创新之维* ——以交通辅警“独立警务”问题为中心

在交通流量激增的背景下，仅靠正式警力难以有效展开城市交通治理。一方面，坚持某些由传统理论推演而来的“法治标准”，绝对否定交通辅警的“独立警务”，就无法发挥辅警疏缓警力不足的社会功能，创新法治观念及法律规范成为推进该领域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脱离我国辅警在整体素质、从业心态、培训水平等方面的现实状况，盲目引进域外模式过度放权，则会引发侵害公民权利的反法治效果。社会治理法治化既不是某些抽象、统一、宏大、普遍的传统法治理念或法学原理的当代展开，也不是西方法治模板的简单拷贝与移植。它应该是一个立足现实治理需求和民众实际利益，由政府、社会各方参与的，围绕具体问题具象性展开的建构过程。     

警务制度改革与犯罪预防控制——以上海为例

面对犯罪的浪潮公安机关必须向科学的管理要警力,向身边的群众要警力,向高科技手段要警力。警务制度改革是应对犯罪挑战的必由之路,社区警务的最终目的是减少犯罪,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警察与民众的紧密合作。我为人民管治安是警务制度改革的中国化实践,好秩序只能来源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作。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力量之源在民众之中,集中民智才能用“无穷民力”提升“有限警力”。我国公安机关已经在治安信息发布、预防犯罪提示、“110信箱”开通、警察博客的初创等方面作出了探索,未来还要进一步运用先进理念和科技手段实现犯罪预防的精细化。     

交通管理现代警务模式选择

警务模式是警务工作效率的关键，信息时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警务模式应因地制宜，建立以交通管理社区警务模式和信息主导警务模式并重，以信息主导警务模式为发展目标的当代警务机制。在交通安全管理实践中需要树立信息化理念，提高信息应用水平；突破技术难题，加快警务相关信息的大融和；创新警务管理机制．提升警务行动效率。     

“一国两制”新进程与构建中国法区警务合作新机制

近来，“九二共识”在台海两岸再度形成，这标志着“一国两制”的历史演进现了重大突破，迈向了新的进程。台海两岸四方应抓住机遇，积极探讨构建我国法区警务合作警新机制。作为广义的警务合作机制，它包涵新的理念、概念、机构和制度等内容。这一新机制要与“一国两制”的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相协应；要符合两岸四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安全的需要；在两岸四地要具有高度的认同性。     

试论现代监狱的“人文化管理”

“人文化管理”理念的提出是我国监狱工作的一次改革与创新，它带来了监狱执法观念上的转变、执法模式上的改革、执法水平上的提高，它既继承了“人性化管理”理念中好的经验与做法，又不受其束缚，在一个更加广阔、更加科学的空间里对罪犯实施教育和改造，从而不断提高监狱执法水平。     

“新公共管理模式”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要求。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充分审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把握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和西方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异同点，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消化和整合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思想。     

论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复杂,社会治安问题愈来愈严峻,使许多国家的警察在与犯罪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的斗争中疲痹不堪.刑事犯罪打不胜打,防不胜防.我国亦然.从1983年开始“严打”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刑事犯罪日益严重的势头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犯罪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然而犯罪问题并没得到有效遏制.世界不少国家的警察机关不断认识到,只重视侦察破案、打击犯罪的“被动反应型”的警务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和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纷纷探索并实践“先发型”的社区警务模式,即把与犯罪作斗争的重点真正转到预防、控制犯罪这方面来,而且通过多年实践确实收到了显著效果.     

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

在我国，通过权利保障维护供述自愿性的理论构想并未透过现行刑事诉讼法全面体现。在供述自愿性的权利保障模式之外，还存在通过外部权力制衡审讯权力，从而间接维护供述自由的权力保障模式。以侦讯的“基本有效性”为外部限度，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应具备如下特征：审讯时间方面，审讯只能在白天进行，且不能持续太长时间，两次审讯之间应有保障受审人饮食和睡眠的必要时间；审讯空间和审讯主体方面，以“平行式”空间布局为基础，配之以独立、尽责的场所管理者；审讯工具方面，应配置自动化的或由审讯场所管理者独立操作的审讯记录、监控设施。新刑诉法和警务机制改革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权力保障模式的基本内容，但单一的权力保障模式不足以解决强迫性审讯的所有问题，保障供述自愿性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权利保障机制与权力制衡机制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