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的生态秩序考量——论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构

中国是后发型法治现代化国家,其构建法治政府的动力来源于政府凭借理性进行制度设计加以推进,借此发挥政府理性的优势,确保政府推进不至于偏离方向。但是,在现有的学术观点及评估实践中,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并未被关联起来,二者仍然处于简单的平行关系。这与目前环境破坏、资源告急已然危及政府安全的事实,以及党的政策文件的最新决策和论断并不相符。由于生态秩序是政府理性的应有之义,而政府理性又是生态秩序的坚实保障,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之间应当是复杂的螺旋结构,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政府建构的整体思路之中。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构而言既是理念目标,也是重要内容,还是检验手段,需要在法治政府建构的三个层面——价值基准、指标设计和实践反哺分别加以展现。     

政府公务员隐私权的二重性及财产公示制度的限度

财产公示制度是防腐倡廉的有效路径,由于政府公务员隐私权的二重性,财产公示制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建立与完善财产公示制度的同时,要妥善处理好财产公示制度与公务员隐私权的关系。明确财产公示制度的公示主体与公示范围,厘清制度安排的边界与限度。通过财政共识制度的确立为廉洁政府建设奠定制度基石,进而为建构公务员法治思维与法治精神,推动公民尚法教育以构筑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等提供保障。     

数字法治政府的机制再造

数字法治政府并不仅仅是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而是现代法治迈向数字法治这一转型升级进程的必然反映。因此,它必将是一个从业务流程、体制机制、再到制度模式的总体性重塑过程,进而形成了数字政府平台机制、数字行政行为机制、数字公民参与机制和数字社会治理机制。这就需要坚守数字法治价值,确立数字行政的正当合理框架,保障数字公民参与权利,塑造良法善治的数字文明生态,从而有效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构建数字法治秩序。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建构

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的建构源于对治理理论缺陷的反思。通过以发展权定位全球对话与合作,以法治弥补治理之不足,实现发展权的全球保障。而权利的保障最终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建构,所以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应设计为确权机制、规范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和救济机制,这五者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于发展权全球保障的实现。     

维稳的转型及转型安排

经历十年纠纷矛盾多发期,我们开始探索新的处理矛盾机制。由政治维稳向法治维稳转型,是当前重要的政策选择。法治维稳在允许纠纷矛盾存在的前提下,致力于用规则预防和化解纠纷矛盾,做到维权与维稳并重。不过,要顺利实现转型,既要在实质上建立事先的预防纠纷发生的机制和事后的有效处理机制,也要做好转型期的安排,为管理者设置合理的评价标准、恰当引导当事人的行为和建立救助制度。     

创新信访制度的理性构想

伴随着信访量的居高不下,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越来越受到关注。对此,本课题组在充分调研、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创新信访制度的理性构想：通过建立党政、人大和司法信访制度三位一体的格局,建构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实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解决政府与民众的矛盾纠纷;通过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拓宽信访工作渠道,实现信访工作的快捷与有效;强化县级组织在解决信访问题方面的作用,将信访矛盾稳定在当地,化解在基层;实行信访干部定期轮岗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信访干部队伍。     

长三角区域法治文化的基本特质与协同理路

法治与文化在长三角这个特定场域中交融而成具有区域特点的法治文化。在外力冲击与内生因素影响下,长三角区域内同质性法治文化与异质性法治文化并存,私法文化动力较足;现代型法治文化与传统型法治文化同在,社会治理注重城乡平等;建构性法治文化与进化性法治文化共生,法治生长以自然变迁为主。受行政区划、利益保护的影响,长三角的制度文化滞后于法治观念,平等与自由竞争受制于区间行政权力,法治建设进程中基层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不足,法治文化内部尚存差异需要协同以形成合力。因此,在社会变革时代,长三角区域法治需要坚持以理性法治文化生长为主要目标,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私权主体的多元参与,以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过程法治化,促进区域内法治文化的协同发展。     

完善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保障机制

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点和难点。推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应在切实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为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机制保障。     

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探讨 ——基于对合肥市部分街道的调查

加快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向度主要表现为规制权力、保障权利、良性互动、形塑法治.从对合肥市部分街道的调查来看,目前基层治理法治化尚存法律制度供给不足、依法化解矛盾纠纷能力不强、基层干部群众法治素养不高等问题.新时代,应从建设法治型基层党组织、健全基层治理相关法律制度、打造高素质...     

维稳压力对基层法院组织形态的形塑

维稳压力是形塑中国法院组织形态的重要因素。在维稳工作中,基层法院与地方党政系统形成紧密的互需关系。一方面,基层法院通过行使审判职能和延伸审判职能的方式参与地方维稳工作;另一方面,在案件审理执行以及涉诉信访工作中,基层法院也需要地方党政系统的支持。在维稳压力的影响下,基层法院的组织形态进行了调适,形成以案件属性转化、责任体系再造、组织运行重构为主要内容的运作机制。经过调适的组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层法院应对维稳问题的能力,不过法官独立行权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缩。在基础性社会矛盾突出的转型期,基层法院组织形态的建构与运行依然会建立在对维稳压力审慎考量的基础之上。     

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具有人类普遍的进步性,它保护人权以申张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政制以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实行法治以匡正政府权力界限。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历经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到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其中,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归属和政府合法性,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

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依法治理的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有机统一.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是由价值标准、职权范围标准、行政体制构造标准和运行机制标准四个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标准体系.当代中国建设法治政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行政的高度统一,以人为本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的高度统一,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的高度统一,行政合法与行政合理的高度统一,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高度统一五项基本原则.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耦合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及责任追究明确化。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法治政府

在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上,法治政府成为政府自我角色的理性定位。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的践行者,法治政府必将引领着和谐社会的建设,而政府更应在和谐社会视阈之下,从各方面来构建法治政府。     

宪政视野中的责任政府建设

责任政府建设对宪政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宪政建设的题中之义,是宪政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根本的保障.在宪政视野中,责任政府建设就是要使政府成为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政府,从而防止政府腐败、保障政府服务人民.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加速政府理念更新、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政府权力规制、完善政府责任制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与法治政府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系统观,其系统观主要表现为要素联系观、整体布局观、一体建设观、重点突破观。法治政府建设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观为引领,一方面在法治系统下加强法治政府整体建设,构建具有政治性、人民性、本土性、一体性、统一性的政府特质,另一方面加强法治政府子系统内部建设,强化其要素建设、协调其各环节、注重特别领域和涉外方面的行政法治建设。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法治政府目标体系——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十大成就之一

法治政府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环节。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诚实守信”为目标体系的法治政府。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政府职能科学、权责法定的组织性目标的实现;通过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构建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切实地完成了执法严明、公开公正的过程性目标;通过完善行政监督体系,深入政务诚信建设,有效推进了廉洁高效、诚实守信的伦理性目标的制度化。以此为标志,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已经达成了预期目标。     

法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法治化建设的宪政意义在于它是电子民主时代公民参政权的重要展现。参政权作为宪法及法律规定的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于确认和保障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及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和抑制权力滥用及其腐败。电子民主时代,网络参政拓宽了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公民参政权的实现变得切实可行。网络反腐法治化有利于公民参政权的落实,进而有力地推进民主监督制度的发展。网络反腐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网民保护、信息公开,而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保护并激励网络举报人是其法治化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