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诱致型变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完善与发展是改善农村民生问题的重要措施。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各级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现行的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获得了递增的收益，而农民却无法实现潜在利益。文章回顾了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路径依赖及其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动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博弈分析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主要是由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所诱致。因此,全面认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形成和表现形式成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首要前提。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形成是由制度演化的路径和变迁的方式所决定的,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演化路径和变迁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实现公共物品均衡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更加理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去实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路径依赖分析

农业税取消前,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形成了城乡不同的二元供给结构,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国家通过政府税收来负担其成本;而农民一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成本分摊者。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根源,在于使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上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真正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论人力资本培育制度的变迁

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是约束与激励人力资本培育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人力资本培育制度是一个系统,涉及到与之相关的许多方面。本文仅对人力资本培育制度的变迁作些探讨。一、人力资本培育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我国,人力资本培育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一)人力资本培育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力资本数量、质量、层次和结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一需求变动导致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出现严重非均衡状态,即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培育主体纷纷做出决策…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民自己为自己提供公共产品制度安排,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进行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造成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致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因此,根据我国农村实际,创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目标的实现.     

论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本文试图通过对强制性变迁模式与诱致性变迁模式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中心观点是,我国当前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并以诱致性变迁为主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突出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行财政体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束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自上而下特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单一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轨迹及趋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回顾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变迁的轨迹、瞻望其发展趋势,目的在于揭示农村公共产品在农村经济发展历程中基础地位以及目前对农村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上新台阶的重大战略意义,体制创新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改革、转变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演变及其完善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农民生活水平关系密切。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不仅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且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局面,在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演变历程基础上,总结了供给制度演变的经验及启示、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缺陷,并针对缺陷探索了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设想。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体化与多元化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分析认为,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单一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制度根源,要摆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必须实行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体化与多元化。     

从苏共教训看先进性教育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基本代表和保持了先进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逐渐丧失了先进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笔谈(七篇)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努力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林述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地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网络社会的到来,增强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民主政治建设、公共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方面的能力,但网络信息的急速传播对党的执政根基巩固、社会维稳和党员个体素质提升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党的执政过程趋于复杂化。在网络社会不断崛起的背景下,党的执政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面临的问题依然还有许多,当前,要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党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净化网络空间和大力培育网络人才等手段,确保网络信息在提升执政能力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解放思想的十大价值意蕴探寻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实践的进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兴于党的十七大之后举国上下澎湃汹涌的继续解放思想浪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深广天地的开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实际行动。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科学世界观 ,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 ,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基础是群众。民心所向 ,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讲正气的中心内容 ,在实践党的宗旨上 ,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

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法在持票人票据权利消灭后,为实现持票人与出票人或承兑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规定的一种补救措施。它在性质、成立条件、行使等方面均有不同于票据权利的特征。我国票据法中虽对此有所规定,但却有其不周全之处。     

论党的建设的民主走向

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从内因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手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党的建设部署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发展党内民主。发展党内民主要重视解决民主分权和加强监督中的利益与权力的考验问题,提高党内民主的质量问题,民主制度的健全和落实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探索

本文论述了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纲”到“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同效果,剖析了产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发展动力的深层原因,阐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动力”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同作用,论述了我们党对这一历史性课题探索过程经验教训的现实意义及其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