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三大民法原则之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资产阶级立法认为契约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但是,进入20世纪这种以个人本位为主导的思想受到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冲击,各国立法纷纷对契约自由原则加以限制。     

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趋势

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契约自由绝对化，故而引起了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吉尔莫主张的“契约的死亡”，而是契约理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完善与丰富。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从立法本位角度出发，通过从尊重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本位转向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本位，限制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荚美法系国家一方面通过传统契约理论一约因，来限制契约的自由；另一方面经过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对特殊领域有专门的立法限制契约自由的发展。     

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契约自由——以格式合同为例证

吉尔莫所谓的契约之死,无非是契约自由的丧失,也即和契约正义"合体"的契约自由的丧失。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由"合体"走向背离,是因着"主体平等"和"完全自由市场"在垄断的语境下不复存在。格式合同的出现成了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的典型例证。在格式合同中,合意和选择失去了意义,契约自由背离了契约正义从而走向了形式正义的泥沼。将实质公平理念引入契约自由原则,或许能带来契约的再生。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格式合同,通过国家干预性质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实现格式合同中自由与正义的"合体"。本文以格式合同的典型司法案例为例证,研究了如何将经济法关于实质公平的价值理念引入格式合同的民商事审判,以探索一条如何达致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新的"合体"以及契约自由再生的司法实践路径。     

论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着重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强调订立合同双方的约定而非法定。随着历史的发展,契约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契约自由原则是契约发展的重要原则。是实现契约内容的重要保障。契约自由承载着法治的核心价值,对契约自由的适度的限制,有利于实现正义与自由的平衡,使当事人在守法前提下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     

合同形式简论

《民法通则》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是符合“契约自由”原则的先进的立法观念的 ,但《经济合同法》却采取了与之相对应的要式主义的合同形式规则。现代合同法兼顾交易安全与交易便捷两项价值 ,合理地确定不要式主义与要式例外的合同形式规则。我国统一合同法反映了现代合同法的立法观念 ,对合同形式进行了完善和丰富。     

简析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传统合同法理论侧重于从合同的相对性上来把握和理解违约救济问题，这不仅因为合同相对性原则是体现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私法精神的缩影，而且它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的确能够充分保护合同关系当事人权利。但随着民事关系日益复杂，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合同债权在受到合同关系外部原因侵害的特定情形下的保护越来越显得不足。所以，我国立法必须对传统的合同法所确认的合同相对性原则进行适当的修正、冲击和突破，使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能够阻却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使其承担侵权责任。     

论限制契约自由的必要性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三大基石之一,对促进社会进步起着积极的作用。19世纪末,在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及格式合同大量使用的背景之下,以个人本位思想为基础的契约自由原则,已滞后于社会的进步,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已成为必要。本文试从一般性和典型性两个方面来分析限制契约自由的必要性。     

浅论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最重要的原则,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今天,合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是出现了契约死亡的论断。然而,目前合同自由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未动摇。     

论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公民在经济上享有的自由权利，新《合同法》把这一原则确定为《合同法》的原则是我国合同立法的重要飞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离不开公民权利观念的觉悟，合同自由原则所包含的自由权利观念则是公民的权利观念启蒙的最好教科书。     

论市场经济的立法原则

文章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行为、权利、责任，提出了四条立法原则，认为应当抛弃一般平等主体的概念，采用为不同主体定性的方式立法，提出法人不是民法专有的法律概念，笼统地说法人是民法制度，将与民法的私法性质相悖；认为初始的市场交易呼唤契约自由，现代市场经济则要求减少交易成本，确保交易安全，从契约自由到市场行为规范化则是立法史上更大的一个进步；指出《商法典》是充分保护权利流通的基本法津，责任严格化是市场经济立法的趋势。     

合同裁判变更的法理基础与立法完善——兼评《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

合同的裁判变更 ,各国立法直接规定者虽不多 ,但实践者却不少 ,通过对强行法的执行 ,对法律或合同的解释等方法 ,法院实际上变更了合同的内容。这种裁判变更的法理依据何在 ?它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关系如何 ?法院依据何种标准、在多大范围内、依照何种程序来变更合同 ?本文试图结合国内外相关立法和实务加以探讨。     

契约自由原则相对化与定式合同的性质

主要关注于定式合同基本性质 ,以便促进中国定式合同的研究水准。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 ,探讨在合同自由原则由于种种原因逐渐相对化的历史条件下 ,定式合同是否仍然具有合同的基本性质。结论是即使契约自由原则受到一定限制 ,但是并没有使得定式合同丧失合同的基本属性。     

契约自由、国家干预与中国合同法

契约自由原则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近代契约法的核心和精髓。本世纪以来，国家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并非对契约自由的根本否定。契约自由作为契约法上的基本原则的主要地位并未动摇，相反，更加科学、合理。文章认为，我国合同法既要高举契约自由的伟大旗帜，又要防止契约自由的无限滥用，坚持国家适度干预下的契约自由，只有如此，才能使真正的契约自由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浅析合同相对性与第三人利益合同

契约的相对性原则是古典契约法体系构建的第一块基石,其基本含义是:非契约当事人不得请求契约权利,也不必承担契约义务。可以说,如果没有契约相对性理论,就不会有意思自治或契约自由,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法体系。依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契约在性质上是一种特别关系,仅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履行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其他第三人在契约上既不享有权利,亦不负担义务。此项原则自传统大陆民法"法锁"观念就可得见,甚为合理。     

契约自由的失衡及其矫正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律制度中唯一根本的原则，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即绝对的契约自由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即相对的契约自由前后两个阶段。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由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过渡是由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哲学文化等...     

惩罚性违约金例外酌减制度的解释与重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平衡视角

从两大法系演化趋势看，惩罚性违约金不予酌减是一般原则，酌减仅是例外规则。原则不酌减体现了契约自由，而例外酌减贯彻了契约正义。《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规定的违约金酌减规则系效力性规范，与之相抵触的法律行为无效，但该条款未甄别惩罚性违约金与补偿性违约金。若缔约各方未事先明确违约金性质，且裁判者在穷尽多种解释方法后仍无法精准甄别，系争违约金应被推定为惩罚性违约金。仅当惩罚性违约金严重畸高时，裁判者始有权应债务人之请求启动酌减程序。主合同标的额20%或违约损失30%都不宜作为判定惩罚性违约金严重畸高的标准。为实现个案公正，建议在斟酌各种例外酌减因素的基础上，用动态的个案自由裁量模式取代僵硬的一刀切模式。     

定式合同有关问题探讨

定式合同从问世以来以其签约简便，具有效率价值、安全价值被广泛应用，但同时它妨碍了合同法的传统的契约自由原则，构成了对自由、平等、公平的相对威胁，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冲击。定式合同符合功利主义愿望及社会化要求，因此才具有生机和活力。     

对我国合同形式立法的反思

此文对我国合同形式的立法、实践和市场经济对合同形式要求的演变作了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从合同本质、市场经济、国际公约、ＥＤＩ技术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应当在立法上确立合同形式的不要式原则，认为这是合同自由的重要体现；如果放任目前在合同实践中出现的任意对合同形式、成立程序上进行限制的现象，将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成果造成极大的危害     

对利他合同的探讨

近代以来,合同相对性原则所依据的契约自由的民法理念本身已然有所变化,承认利他合同的呼声高涨。事实上,第三人承受利他合同的效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但并未根本改变合同相对性原则。     

认定合同无效应坚持的司法价值取向

合同亦称契约。传统意义上讲，契约是交换关系及这种关系的载体，体现的是一种综合的互助和同构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即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订立的，那么个人意志的表示是合同订立的前提条件，在合同确定的范围内，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只有依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即法律意义上所称的意思自治。意思自治不仅指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也指有不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