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性分析及合作治理之道

加快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既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也是发展数字经济、服务数字社会与满足民生需求的关键。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对其进行总体性分析,厘清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结构要素和面临的风险挑战,借鉴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模式并阐释创新机理。本文认为,只有真正找到一条基于合作治理的行动主义路径,方能实现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     

论社会转型风险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

社会转型既催生了一系列不可多获的历史机遇,也产生了一系列风险问题。就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而言,在改革开放政策所开启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总体转型带来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创新要求;其关键在于实现有效的治理需要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而正确认识和剖析社会转型风险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认知逻辑和行动逻辑,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也具有实践层面上的操作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彰显人权保障理念。当前我国的前科规定较为混乱,前科制度出现了明显的僵化问题。在我国,轻罪时代正在来临,犯罪治理明显不同于以往,此前主张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具有可行性,这一来临急速催生了数量庞大的轻微犯罪群体,实践中的现有解决方案无法有效降低该群体的数量,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相对较低的他们对自我犯罪人身份的认同度极低,僵硬的前科持续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实质性地阻碍了其复归社会,“惩罚过剩”问题突出,若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该群体有走向社会对立面进而引发社会治理隐患的巨大风险。扩张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是治标之策,增设轻罪时代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才是治本之道。迄今为止不同的构建方案基本定型化了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实体内容,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地完成立法,也应分步骤地循序推进。     

民营企业涉黑犯罪治理的政策问题——以“制度洼地”现象为视角

民营企业涉黑犯罪异军突起是企业性质和相关制度洼地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影响民营企业涉黑犯罪的制度洼地主要是指有组织犯罪治理政策、二元公司制度以及民营企业治理机制的不足。结合洼地效应的研究，企业的本性是企业制度的出发点．难以成为相关制度治理的对象。但是，企业治理结构和道德的缺陷、有组织犯罪治理政策的不足以及区分国有、民营的二元公司制度应当通过相关制度的衡平、治理来完善。考虑到民营企业涉黑犯罪行为的性质，相关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充分考虑到民营企业以黑护商，以犯罪组织的反应替代国家反应不足的行为的规制。在此基础上，民营企业涉黑犯罪治理的研究也将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科学推行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民营企业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研究

统计发现,在民营企业犯罪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存在突出的涉黑、贿赂犯罪。考虑到区分国有、民营的公司制度以及权力的非规范运行,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遭遇制度洼地,相关的涉黑、贿赂犯罪也具有以黑道替代政府抑或以钱买权的属性。因此,民营企业犯罪系统治理的对策抑或民营企业犯罪的堤坝系统,既要考虑到相关犯罪的必然性,避免多余、无效的刑罚反应,组建科学的刑事政策反应体系,也要考虑到相关犯罪的国家、社会责任,确立优先改善经济环境和公司制度、规范权力运行的进路。     

民刑共治：中国式现代犯罪治理新模式

受民刑不分以刑为中心的传统法制影响,重刑轻民的刑治模式成为我国犯罪治理的主导模式。为回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以及民法典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应构建民刑共治的中国式现代犯罪治理新模式。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追求良法善治为目标,而传统刑治模式体现的是以泛刑化和重刑化为特征的犯罪之制,这就需要通过民刑共治新模式实现向犯罪之治的现代化治理目标转型。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价值,而传统刑治模式体现的是工具主义的物本逻辑,这就需要通过民刑共治新模式塑造犯罪治理的人本逻辑价值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求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理念,而传统刑治模式则体现较强的公权扩张色彩,这就需要以民刑共治新模式构建私权保护的现代化法治思维,最大化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制度转型、组织行为与犯罪的多元治理——一种新的犯罪解释论及治理框架

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正式的法律制度框架、非正式的社会行为准则及主流的文化价值理念共同构成整体性的制度环境,其通过外在控制机制与内在影响机制调节与约制组织的观念与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引致制度层面的持续转型,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社会组织等皆须适应外在与内在的制度环境变迁而实施相应调整。在制度转型背景下,经济组织更易发生犯罪行为,当组织的客观行为堕距于正式法律制度保护的法益变迁,组织秉持的责任伦理堕距于社会行为准则与社会容忍度变化,组织的主观认知堕距于主流文化价值理念转变时,则会导致组织行为失范甚至犯罪行为发生。在复杂的制度转型过程中,犯罪治理需要多元组织机制共同作用,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与社会组织应当顺应制度转型变化,克服原有制度框架形塑的路径依赖,通过再制度化方式实现犯罪治理多元机制的组织优化。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功能建构

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发挥着衔接和支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根本功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有效渗透并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在对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巩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俄罗斯生态犯罪治理的经验

基于生态保护的特殊需要，俄罗斯刑法典对生态犯罪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为生态犯罪的治理提供了规范基础，保障了生态犯罪治理的有效性。     

专栏导语:中国场景下的治理逻辑

自“治理”成为一个学术性概念,进而演化为一个专门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以来,研究者对其所作的阐释是多元化的。就其基本的指向而言,它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和市场制行政模式不同,意味着持续而稳定的多元化力量共同致力于现代社会中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中国语境下,究竟何谓治理?治理的价值和功能有何特殊之处?治理的基础和基本逻辑又是什么?这需要在中国场景下予以更多的讨论和检视,为治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作出更多的贡献。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寻求有效的管理模式来应对多元化的目标、任务和挑战,是治理研究的重要使命。治理的一系列主张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在实际的运转中对条件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发现和塑造治理的机制,以更好地使其成为求解“糟糕型”公共事务问题的一剂良方。就此而言,中国意义上的“组合拳”与“复合化”也许是在中国场景下透视治理的最为重要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

治理现代化追求善治秩序。达到善治秩序需要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这样,才能在治理价值应然发展逻辑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实然演进逻辑耦合中推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等治理各个要素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就是要培养治理主体具有独立性、正义感、宽容性的公共精神,形成多元参与、和衷共济的格局,确保主体"最小公倍数";治理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法治、德治互济的局面,筑牢社会"最大公约数";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就是要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建构国家"最大认同量"。     

行政许可制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回应

行政许可制度须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行政许可理念、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条件和行政许可程序应当现代化,推动行政许可内容设定和行政许可权行使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的行政许可制度应从传统规制向规制治理发展,通过合作治理等方式,在平衡多元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挥预防性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功能,保护公共利益,规避或弱化作为政府规制工具的行政许可制度的消极作用。     

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实践与发展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建设,存在着“非均衡性发展”“跨越式转型”“超大型崛起”的问题导向。围绕着什么是本土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如何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和实践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实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经验和发展理念：坚持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塑造知识产权治理主体与创新主体;构建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推行知识产权法治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制度创新推动知识创新、以法治建设保障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之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应深刻把握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目标向度）,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现代法度）,深度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世界维度）,不断拓展知识产权现代化治理和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评路易斯·谢利的《犯罪与现代化》

《犯罪与现代化》是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利的代表之作。在书中,谢利通过对2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犯罪率、犯罪类型、犯罪人口和犯罪的地区分布的发展变化的分析,表明了"现代化进程对犯罪率和犯罪方式都有着明显的普遍的影响"的观点。本文是对阅读《犯罪与现代化》后,通过对谢利的观点的分析,从现代化对犯罪率、犯罪类型、犯罪人口及犯罪地区分布的影响方面做的一些思考。     

关于构建中国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思考

从形式上看，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实现犯罪信息的全面登记和分析，而此种犯罪信息的搜集、使用，可以作为犯罪类型统计的基础，可以作出国家整体刑事政策制定的基础信息，有助于推动立法和司法的变革，避免地区统计片面化对立法、司法产生失真影响，避免法律和刑事政策的的误用。但是，实质上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功能却不是仅限于此。     

论人大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即国家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即推进一个国家制度体系的现代化。人大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具有主导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效率化、协调化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初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