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破坏植物资源犯罪

环境犯罪是现在刑法研究的新领域,环境犯罪有着至害间接性,发现模糊性以及证明困难性。而与之对应的环境刑法也存在着规范不具体性,构成要件不确定性以及处罚力度不匹配性。在环境刑法中我们可以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犯罪（吸入式）与破坏资源犯罪（取出式）两种。其中破坏资源犯罪又可以分为破坏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     

走私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走私犯罪的主体身份、主观要件及走私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问题,一直是刑法学研究的重点,走私犯罪中身份犯的认定、主观故意及走私犯罪的认定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国有公司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将第165-168条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有关人员的规定是不科学的,使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公司中国有资产的保护处于空白状态.国有单位或行政事业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滥用职权而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所得的款项,应认定为国有资产.贪污受贿犯罪既遂后,行为人对赃款赃物的处分不能从贪污受贿数额中扣除,而只能用作从轻量刑的情节之一予以考虑.国企改制中隐匿国有资产投入新公司行为应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     

信用卡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本文针对信用卡犯罪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笔者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定性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以盗窃罪论处;对捡拾信用卡及其后续行为的认定应分而论之;盗划信用卡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与信用卡有关的勾结犯罪、持有犯罪、恶意透支等问题也应区别对待。此外,笔者还对信用卡犯罪在立法上存在的空缺及司法上存在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建设性完善意见。     

商业贿赂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具有市场价格且受贿人实际取得价值的礼券应当计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将免费旅游界定为商业贿赂,并非意味着与免费旅游相关的费用一概认定为商业贿赂数额;应将以金钱为背景、体现贿赂犯罪权钱关系的性贿赂认定为商业贿赂.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规定的帮助,但行贿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不能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复数实行犯情况下以主犯的罪名确定将共犯认定为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具有合理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根据共犯理论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调适.     

货币犯罪若干司法疑难问题探析

惩治金融犯罪始于打击危害货币管理制度犯罪，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货币犯罪的惩治，在危害货币管理制度犯罪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持有使用假币罪交叉行为的认定以及出售购买运输假币并使用假币的罪数认定等方面仍存在疑难问题与课论分歧。     

论我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刑事责任的完善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是环境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人们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疯狂掠夺,已使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加大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力度,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的相关条款。但我国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特别是在破坏动植物资源犯罪后的刑事责任上还需进一步的完善。     

金融犯罪认定与处理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司法机关对金融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不能仅仅判断与刑法条文的规定是否一致,更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金融犯罪的态势和刑事政策。另外,加强处理金融犯罪中的国际沟通和合作,以保证对涉外金融犯罪的有效追诉同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黑恶势力犯罪的预防、惩治及法律适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犯罪形势变得日趋严重,黑恶势力犯罪的问题日益显现和突出。本文指出黑恶势力具有独特的内涵和特征,应注重从源头上破坏其存在的土壤,加强体制改革和完善制度建设,正确运用法律法规,以期收到最好的预防和矫正效果。     

涉股票类受贿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某,原任某市发改委某处处长。2013年至2016年间,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为甲公司在申请政府扶持资金中提供帮助,甲公司股东孙某提出送50万元表示感谢,李某要求将50万元换成甲公司每股1元的50万股权并由孙某代持,两人曾就代持事宜进行多次确认,至案发时该股权尚未分红但孙某曾按每股3元转让持有的部分股权。     

反思严惩毒品犯罪的传统刑事政策

我国历来对毒品犯罪打击甚严,但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一味严惩毒品犯罪效果不甚理想。我们应客观地对毒品犯罪进行评价,在打击毒品犯罪时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规范侦查手段,注重打击与教育相结合,从而获得禁毒效果的最大化。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反思——以犯罪学为视角的考量

犯罪学理论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制定依据，也是对它进行有效性与科学性论证的理论来源，但国内以此为视角对其进行的研究却很少。若以犯罪学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进行考量，其具有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对参与力量缺少充分的关注、在政策设计中对权力的分配失衡等不足，这种不足可以通过对犯罪学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加以解决。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几个问题

面对社会转型的现实,我们应该以刑事立法理念和刑事司法理念的调整和重构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动态的过程,它以社会总体态势为依托,以社会犯罪态势为晴雨表、风向标。应通过前瞻与检讨,从事理、情理、法理角度论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合理地组织对犯罪反应机制的应然选择。     

宽严相济政策视野下假释立法之检讨

"宽"的理念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假释本是该政策中"宽"的理念体现,但因我国刑法对假释适用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宽"的理念并未真正体现出来,为此,有必要在假释适用的条件和程序方面对假释立法进行改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裁量不起诉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其运行

裁量不起诉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制度之一,其在价值功能等方面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相契合.目前,裁量不起诉制度的运行还存在不少问题,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充分行使裁量不起诉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罚金刑改革

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本质上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契合,能够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罚金刑制度还存在罚金刑地位不高、适用范围狭窄、无限额罚金制的规定较多、罚金刑配置方式单一、罚金刑执行难等诸多问题和缺陷,影响到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改革完善,以使其在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标准》谈起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国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都主要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为适应宽严相济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合理划定犯罪圈,应当树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轨运行的理念,一方面要严密法网,另一方面,对微罪行为予以宽容。转型期社会现实决定了我国的犯罪化进程仍将继续。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将是我国目前及今后非犯罪化的主要途径,《不起诉标准》就属于这方面的实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最初提出时具有明显的司法性特征,但随着实践中从司法理解向立法思路的拓展,该政策完成了向"基本刑事政策"的转变。然而,这种扩张解释没有经过系统论证,也不具有全面充分的理由。宽严相济可以在古代的"宽猛相济"中追溯渊源,其中的"宽"就是以对猛政纠偏的面目出现的。当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既是对中国法制传统的弘扬,更是对以前过度强调"严打"的纠正。立法的特点及基本品质表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可能直接表现为立法政策;认为该政策涵括了立法政策,会导致以下逻辑困境:无法正确处理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重复评价或政策的虚无化;立法有自身的品质要求,其缘由是复杂的,并非宽严相济所能涵盖;如果旧的法律规范已经被新法修改,势必不存在所谓"相济"问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髓肇始于古代刑法思想,新时代赋予了这一刑事政策跨时代的含义.检察机关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深刻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并充分运用这一刑事政策指导检察工作.从现实和构想的角度出发,重点对检察机关在逮捕、审查起诉、起诉以及刑罚执行等阶段应如何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了探讨.检察机关务必运用好这一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运用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护无限的公平正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