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政策变迁的理论与实践浅析

政策变迁通过对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等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调整,使政策合理化。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可以说,政策变迁贯穿于每个政策过程;并且政策变迁本身就是政策过程的一个子循环。所以,政策变迁是对现行政策进行的变革活动。可能引起政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策主体主观认识的变化、政策自身缺陷的显现等。针对中国政策实践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实际,既要加强对政策变迁问题的探讨,又要为合理的、必须的政策变迁创造条件。     

“严打”政策与“宽严相济”政策的界限问题研究

我国的刑事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再到严打政策最后到宽严相济政策的流变过程。对于宽严相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其已经替代了严打政策,刑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难以对宽严相济政策和严打政策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明确界定。宽严相济政策和严打政策的区别在于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内容、价值取向、意义不同。宽严相济政策虽然目前尚未完全取代严打政策,但是终究会在保留严打方式的前提下,完全取代严打政策。     

论“严打”政策与综合治理

一、有效构建预防犯罪政策的前提基础 "严打"政策与综合治理政策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我国较普通的看法是认为综合治理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的总政策,而"严打"政策则是一条具体的刑事政策。但综合治理政策是否必然包含"严打"政策?虽然我国对此持肯定的看法,但我们认为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浅谈政策有效执行的信任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得以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而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政策目标群体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社会公众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政府官员是否信任以及信任的程度,因此,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执行者的信任及其程度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     

浅论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

政策合法化是政策的价值认可，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向法律转化，即政策立法。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合法化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形式，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弄清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之间的关系，是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进行政策科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刑事政策根据其指导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宽严相济对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它也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执行,因而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刑事政策根据其所处层次的不同,可分为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严打"、"少杀、慎杀"等是具体刑事政策,后者都是前者的组成部分。说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并不否定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     

论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辨之一

刑事政策决策者总是孜孜不倦地追究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 ,也即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 ,并以此为导向 ,指引刑事政策的进路和可持续发展 ,构建刑事政策体系。刑事政策的价值是刑事政策的客体对于刑事政策主体的定义和效用 ,包括刑事政策价值主体、刑事政策价值客体、刑事政策价值目标三个要素。刑事政策选择实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刑事政策价值目标即自由、秩序、正义、效益 ,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基本问题再认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调整与发展,应是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应解释为以宽济严,区别对待,宽严审时。其他刑事政策像＂严打＂政策,死刑政策,教育、感化、挽救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是刑事司法政策,而且还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贯彻实现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全过程。     

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辨之一

刑事政策决策者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 ,也即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 ,并以此为导向 ,指引刑事政策的进路和可持续发展 ,构建刑事政策体系。刑事政策的价值是刑事政策的客体对于刑事政策主体的意义和效用 ,包括刑事政策价值主体、刑事政策价值客体、刑事政策价值目标三个要素。刑事政策选择实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刑事政策价值目标即自由、秩序、正义、效益 ,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协同研究

以京津冀三省市2003-2020年间的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为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通过设计政策量化标准、政策文本编码、构建政策协同测度模型,并从内外部两个方面考察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的协同情况。结果显示,在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的内部及政策工具间协同随着时间变化有所提升,且具有明显相同的阶段特征。为此,需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实施力度与部门合作,在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的同时推进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强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实现政策目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定位及实现的路径选择

在司法领域,政策只能通过法律形式体现,法官的活动只应服从法律,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行政政策的特征,因此这一政策应当是立法政策,不应直接作为具体政策指导司法实践。将宽严相济作为司法政策存在一些弊端,因其不具有执行的标准,且政策的灵活性容易造成为执行政策而执行政策,难以避免权力的干扰。由于政策主体同样存在利益,因此应当有制度的约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样态应当是制度和法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和自下而上诱致性变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其实施更应注重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     

监狱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

影响监狱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监狱政策本身是否合理；监狱政策资源是否充裕；监狱政策对象的态度；监狱政策执行机构的效能；社会环境的制约。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推行，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是一个重要条件。政策的执行需要借助财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权威资源。政策能否落实，不是政策制定者一厢情愿的事，还要取决于接受者的态度。政策的高效运行还要依靠完善的组织机构和高素质的执行人员。社会大环境从许多方面制约监狱政策的执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要内容的法律探讨

本文认为,＂严打＂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下位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下所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其必须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一项法官量刑政策,而非侦查抑或其它政策。这是因为,从宽从严只应由法官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定,在侦查或其它程序中不存在从宽从严的可能性。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要受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属于下位刑事政策,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旨,虽然其侧重于宽大这一方面,但惩办的一面不可偏废。     

基于知晓度的政策绩效评价：以浙江省湖州市城乡统筹就业促进政策和服务为例

作为政策沟通的首要结果,政策知晓度是政策绩效评价的基本前提,是政府相关公共服务措施取得成效的前提,也是政府信任的主要过程和影响因子。论文基于AIDA决策模型提出相关假设,以浙江省湖州市城乡统筹就业促进政策和服务为例,通过对849个样本的实证分析指出,政策知晓度影响了就业促进政策的绩效：政策知晓度越高,公众对政策绩效的评价也就越高。而政策沟通是实现政策知晓、提升绩效公众评价的前提,是政府信任的前提。因此,选取恰当的政策工具,推动政策宣传主体多元化,建立调研反馈机制等,是实现有效政策沟通,促进政策被有效知晓,进而提升政策绩效的重要途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

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刑事政策横向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的横向结构是指刑事政策体系内各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刑事政策的分系统是指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刑事惩罚政策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刑事法律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切手段、方法和措施,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中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是刑事立法的灵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导刑事执行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当代刑事惩罚政策已经出现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轻刑化、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社会预防政策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产生影响的具体措施、策略和方法。社会预防政策可以分为宏观预防政策与微观预防政策。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预防政策也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乡村振兴中政策营销何以有效:基于框架效应的调查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在乡村振兴中广泛开展政策营销,对于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至关重要。但面对异质性显著的政策受众,政策营销何以有效?论文不同于既有研究拘囿于程序和结构层面的策略设计,而是通过嵌入“心理学+”思维进行微观行为分析,这能够为完善政策营销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基于框架效应理论,选取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作为实验情境。通过在虞镇实施调查实验,探讨政策框架和社会规范在政策营销中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政策框架对提升村民政策遵从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得益框架比损失框架的政策营销效果更好;社会规范在政策营销中具有调节作用,且相比于命令性规范,描述性规范能进一步强化政策框架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中的政策营销策略应是获得感优先的政策框架和注重他人影响的社会规范的紧密结合。这一结论对于提升政策营销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于重新犯罪防治政策调整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重新犯罪率上升问题很突出,成为犯罪发展的新动向。其对我国犯罪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加大了犯罪防控的难度。当前控制重新犯罪的政策主要是改造政策,但这一政策已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应当考虑将剥夺政策、矫正项目政策、重返社会政策、教育政策、职业培训政策纳入重新犯罪的基本防控政策范围内,形成综合而有机的,针对重新犯罪的基本防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