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部门如何应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律师会见权问题

新的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作出了新的规定,该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对现有反贪部门侦查模式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反贪部门可以通过改善现有的侦查模式,加强与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找到一条应对之路。     

律师会见权探讨--寻找保障与合理限制的协调

律师的会见权具有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该项权利的理解与实现面临新旧法律效力冲突、缺乏救济机制、违规会见、认识差异等困境。面对困境，司法部门对律师该项权利在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予以合理限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可能出路。     

保障律师会见权，提高刑辩效果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项重大改革即是增加了侦查阶段的“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适不仅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而且赋予了律师了解罪名权、会见权、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等多项权利，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大追步。但是由于规定律师会见权的条款不够具体、细化，操作性不强，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律师会见权形同虚设，不仅直接影响律师在刑事诉讼申作用的发挥，更有损刑事案件的辩护效果。     

论侦查阶段律师的帮助权

我国现有法律对律师帮助权做出了规定,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因此,我国需要对律师帮助权进行完善,以实现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目的,以维护公平与正义。     

反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律师会见权的扩张

一、律师会见权的变化和特点《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而所谓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根据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委托，依法所享有的会见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问题探讨

正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律师根据法律的规定所享有的与被指控人会见并交流案件及法律信息、沟通辩护意见,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进行辩护的一种诉讼权利。律师的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而侦查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对于追究犯罪、保障无辜、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主要探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问题。一、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存在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律师会见权的强化

第一，精心组织初查。做好初查工作，是做好侦查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办案质量：一是重视做好举报线索评估工作。慎重筛选初查线索，要选择那些案值大、影响大或关系民生问题、成案可能性大的线索进行初查。这样便于集中优势兵力，提高办案效果，     

论律师会见权

律师的职责狭义地说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广义地说还包括维护法律的公正、实现法律的价值。本文指出在刑事领域,会见权是保证律师实现职责的一项重要权利,不仅蕴含了刑法的众多基础理论和法律原则,同时也集中反映了各国司法中典型的问题。     

新《律师法》视野下侦查阶段律师会见若干问题与对策

本文以《刑事诉讼法》和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以及部分司法解释为依据，对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问题，包括会见的启动、会见的程序、会见的时间、侦查人员的在场与监听和会见的主体等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对策。     

律师会见权若干问题研究

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权成为受到侵害最为严重的一种权利,由此也影响到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积极性,导致近年来刑事诉讼活动的律师参与率持续下滑。因此,有必要对律师会见权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认真地加以研究。     

权利观念的限度

权利观念作为法治条件下人们的思维观念,以法律权利为内容,以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并以一定的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人的观念本身的主观性,法律权利的有限性,以及权利存在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对性,这就决定了权利观念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其局限性表现为权利不是绝对的,它受制于一定的公共利益,以国家财政负担为其成本条件,取决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化配置,一定的权利总是意味着一定的义务与责任。     

侦查管辖的立法思考

随着网络等信息类犯罪的不断涌现,侦查管辖问题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行关于侦查管辖的立法更突显出其不足及不能适应侦查实践之需求,因此研究探讨侦查管辖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立法建议就成为当务之急。尽管立法建议可能只是偏颇之见,但依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合理应对严重刑事犯罪之政策设计——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

在党和国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在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引下合理设计应对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具体来讲：首先,在政策目标设计上,应当确立超越于刑罚目的的政策目标;其次,在政策对象设计上,应将重点应对对象从传统的治安犯罪向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严重有组织犯罪等拓展;最后,在政策手段设计上,应实现从“严惩”到“严控”的机制转换。     

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一些问题的分析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存在着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一方面,辩护律师参与刑事和解时间有限制,在侦查阶段接触到证据,这与刑诉法规定相冲突;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的量刑奖赏对未成年被追诉人吸引力不足。此外,在侦查阶段达成刑事和解的,法律没有规定侦查人员是否可以撤销案件。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应限于提请批捕之前。建议区分参与诉讼的辩护律师与参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律师,以兼顾对被追诉人和侦查机关的公平对待。公安机关发挥群众力量事先进行民间调解、感化被害人,可以推进刑事和解实现。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侦查文化论纲——兼论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荦荦大端的传统侦查文化的同时，东西方其他古老文明也培育出了精彩纷呈的侦查文化。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下，与其他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侦查文化对比之中，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侦查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中国传统侦查充溢着关切人的“民本主义”色彩；“专制集权”构成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根本品质；传统侦查文化中充斥着“工具主义”；中国传统侦查非常注重经验的积累，并发展起较为丰富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和谋略体系。中西方传统侦查文化的嬗变既有殊异，也有共通之处，它们的嬗变过程为中国传统侦查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镜鉴。     

侦查基本原则新探

本文从分析侦查的基本原则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决定侦查基本原则的两个关键因素——侦查目的和侦查价值,从侦查的程序法治性原则和技术性原则两个层面阐述了侦查的基本原则。     

物权请求权能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

各国关于物权请求权是否为诉讼时效客体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正在起草的《民法 典》关于这方面规定存在着许多弊端,从理论与实务角度分析认为物权请求权不能够成诉讼时效的客体。     

基于刑事侦查的犯罪隐语研究

犯罪隐语是一种涉嫌犯罪行为或自我保护的内部言语交际工具,蕴含着包括信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具有鉴别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发现犯罪线索、解决并案问题、预审讯问中可有效利用语言的力量及帮助我们科学管理、做好羁押、监管工作等作用,在刑事侦查中准确地破解犯罪隐语,是科学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在碰到不了解意义的隐语时,根据隐语语义相互之间的联系规律,及不同地区隐语的特点,用类推法辨析其含义。     

刑事侦查政策述评

中国侦查政策内容十分丰富,但政策存在明显不足或者缺陷,并导致侦查政策和法制功能弱化。应当深刻变革侦查政策与侦查法律之间的关系,使书面法律真实化、生活化,幕后侦查权力公开化,侦查权力运行有序化;革除超级侦查强权和法外侦查权,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的现代侦查权和侦查法制模式,保持侦查权力与控制、惩罚犯罪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应当实现刑事侦查政策及其理论的革新和转型,重构刑事侦查政策,实现侦查政策法治化。     

程序公正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启动权

鉴定启动权本质上是举证权,而不是准司法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的配置具有单向的控方主导型的特点,有违程序公正理念,削弱了当事人的举证权,与大陆法的"鉴定权主义"和英美法的"鉴定人主义"制度均存在差距,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赋予辩方有条件的鉴定启动权和救济权的方法对鉴定制度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