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行政救济制度探析

巴西的行政救济制度由司法救济制度、行政上诉制度和立法救济制度三部分组成。其中,司法救济制度由行政诉讼制度和宪法性救济制度组成,行政诉讼在管辖、程序、时效、执行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此外,巴西发展出了人身保护令、信息保护令、禁制令、个体安全令、集体安全令、民众诉讼、公共民事诉讼7个宪法性救济措施。巴西的行政上诉制度包含独具特色的行政申述、行政控诉、级别上诉、行政复查、行政复审5种制度。立法救济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承担权利救济的功能。     

劳动权的宪法释义及其救济机制研究

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是指宪法规定的有关取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及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由择业自由权与就业援助权为核心要素构成的一系列权利束。劳动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它应受到宪法合理的限制。劳动权与公权力、私权利存在冲突,应通过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倾斜原则与协调原则调适。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具有可诉性,建立宪法主导下的法律保障体系,同时借鉴域外立法构建包括公益诉讼制度在内的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模式,以确保劳动权的实现。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     

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初探

<公务员法>颁布实施之后,对公务员的权利救济的规定没有取得制度上的突破,备受关注的公务员权利的司法救济没有被列入法律之中,依然排除在公务员权利救济的法定途径之外,这与法治、人权的理念是相违背的.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渠道存在着很多不利于公务员权利保障的问题,构建公务员权利救济的司法救济途径是解决公务员权利救济问题的根本所在.     

诉权——现代法治社会第一制度性权利

诉权是一项制度性基本人权,是与公民实体权利密切相关的“权利救济权”或者“请求司法解决权”。它也是一种宪法性权利,相对于基于民事契约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而言,诉权对抗的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宪法性的权利。诉权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和自主性的特征。     

被害人救济权制度的基础理论架构

被害人的权利救济虽然在社会利益和被告人利益的桎梏中有所松动，但由于多维因素的影响，仍然居于非正当性限制的桎梏之下，这说明被害人救济权走向成熟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因此，本文从诉讼观念、诉讼结构、人权理念和司法实践等方面对重新架构被害人救济权制度基础理论进行了重新设计，期达全面保障被害人的应然性权益。     

宪法权利救济:实践中之不足与对策思考

有损害就应当有救济 ,无救济即无权利。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公民的宪法权利因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滥用以及权利冲突所受到的侵害 ,并不能够都得到足够、及时、有效的救济。本文结合对相关具体问题的分析 ,认为宪法权利的救济、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宪法与部门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完善     

“宪法第一案”与公法“私法化”

对中国“宪法第一案”的讨论集中于宪法司法化而少有注意宪法的私法化问题。宪法第一案中反映出的宪法私法化倾向因为“有权利必有救济”而正当化了。实际上,在坚持公法／私法的区分的基础上也可以给宪法第一案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必要的救济。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公法私法化,宪法第一案所代表的公法私法化背后隐藏着令公私法混淆的危险。     

习惯权利司法救济的法理解析

习惯权利在本质上属于应有权利,但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中,人们享有的权利并不限于法律明文宣示的权利,司法救济的对象也并不限于法定权利。习惯权利的司法救济有其时代价值,在人们提起涉习惯权利诉讼日益频繁的现实下,司法对习惯权利应持＂必要的尊重＂态度,坚持＂非违法性＂权利推定原则,保障有严格条件的习惯权利。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司法化之语境及其进路

“司法化”一词在法学不同语境中内涵各不相同，公务员权利救济司法化应当从对于公务员权利处分程序本身引入司法程序以及对于权利处分后之救济程序的司法衔接两方面的语境下展开。正是由于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法院审判的中立性与专业性，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应当向司法化迈进。     

劳动权的宪法限制及其救济机制研究

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是指宪法规定的有关取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及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由择业自由权与就业援助权为核心要素构成的一系列权利束.劳动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它应受到宪法合理的限制.劳动权与公权力、私权利存在冲突,应通过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倾斜原则与协调原则调适.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具有可诉性,建立宪法主导下的法律保障体系,同时借鉴域外立法构建包括公益诉讼制度在内的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模式,以确保劳动权的实现.     

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司法救济

在村民自治中实现对权利的司法救济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司法救济却面临困境,一方面是村民自治中权利的非司法救济途径表现出各种缺陷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司法救济途径的尴尬和无可奈何。为此,必须构建我国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以保障村民自治中各项权利的实现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南非社会权司法救济的方式评析

南非宪法不仅明确规定社会权可以通过司法方式获得保护和实施,而且还赋予法院对社会权进行救济的广泛权力。宪法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社会权的救济方式做了一些探索,主要有宣告性判决、强制性指令和“读入”判决。这些救济方式对社会权的保护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因其局限性影响了救济的效果：一是过分关注集体利益而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二是对法院命令的执行缺乏有力的监督,常使法院命令流于形式,影响了救济的有效性。因此,法院应承认社会权是个人权利,赋予社会权以实质的个人权利的内容,注重对个人权利的救济;并发展新的救济方式,对政府执行法院命令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公益诉讼：社会保障权救济的新路径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和维护人之尊严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属性。传统三大诉讼救济社会保障权存在障碍，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诉，在诉讼目标、功能、原告资格与民主法治精神方面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契合性。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需扩大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作用。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民、社会组织都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救济应当是公民捍卫基本权利最有力的方式。但我国立法对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还尚未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对基本权利的诉讼救济也呈不规范状态。制约公民基本权利寻求诉讼救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法院无权也不宜主管宪法诉讼。建立宪法法院专司宪法诉讼是我国宪政体制下较为理想的选择。     

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内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确立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司法机关.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的检察实践和相关数据表明,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加大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案件的办理力度,为律师执业权利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司法救济职能刚性不足、律师诉讼权利不易获得及时救济、相关工作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需要从机制建设、部门协调、内部沟通、程序规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力的保障与救济.     

从权利救济的视角解读超期羁押

“前清后超、边清边超、押而不决”,超期羁押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顽症。笔者认为对被羁押人的权利救济手段的贫瘠是造成这种弊端的决定因素之一。“无救济则无权利”,本文拟从人权哲学入手,解读对被羁押人权利救济的必然性和路径,借此来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被羁押人的弱势地位、权利行使受损以及司法机关人员超期“无忌”、侵犯人权等现象,并提出完善该机制的建议。     

论平等权的司法救济--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

平等权是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 ,对于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当平等权受到侵犯时 ,人们往往通过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行政诉讼本身的缺陷 ,平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修改行政诉讼法和建立宪法诉讼制定是完善平等权的司法救济的重要途径。     

司法救济视域下民事纠纷可诉性理论重识与制度重构

因"法院主管"概念制约、对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误读、二元诉权论自身的龃龉,我国纠纷可诉性的理论研究缺位,导致司法救济体系不完善。应以要件化思维厘定可诉性概念内涵,明确其外延,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理解为以司法事后救济作为兜底,采用一元诉权理论,调整起诉程序制度安排,推广对诉外解纷途径的上诉型司法审查。     

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文章指出我国现行法中规定执行救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 ,明确公正与效率、分权与制衡是确立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基本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 ,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进行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