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少奇对时局的认识和把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西安事变突然爆发,给本已动荡多变的中国政局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在这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快速作出反应,将事变向积极方向引导,最终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然而,事变和平解决后的社会局势仍很不稳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对当时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

任何社会事件发生的前夜都有一个特定社会心理的积淀过程。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民族救亡、反对内战、政治民主的社会心理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社会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并推动社会心理向着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及经过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灾难。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进而侵犯江南,并大举向华北扩张,企图侵占整个中国。在这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多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周恩来的公关艺术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代公关大师。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公关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公关艺术。193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虽然事变的发动者、组织者是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张学良将军。但是,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西安期间,上下沟通,理顺了各方面的关系,功不可没。他的精湛的公关艺术,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做好群众工作的认识和思考.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刘少奇提出,要使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重视发动和集聚群众力量,为开展革命提供重要支持.在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高潮、中国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刘少奇提出,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批驳了群众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倾向,转变思想,改进群众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刘少奇站在党的全局工作的高度,系统阐释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强调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在领导土地改革时认识到,要既不能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群众要求,紧紧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强调,领导群众,不能脱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依靠群众统一起来.     

『西安事变』后对张学良的军法审判

2001年10月14日,世纪老人、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将军因病在美国檀香山逝世,享年101岁.张学良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传奇人物,他和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发动的"西安事变",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又执意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此后,长期身陷囹圄,成为20世纪的中国的一大冤案.     

“西安事变”后的广播讲话

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施行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再认识

“天津讲话”是指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委托到天津宣传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天津实际情况,先后对天津党政干部、职工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国营企业职员等作的１０余次报告和谈话。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以来,对“...     

严与宽把握有度的刘少奇

对下级尤其是身边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刘少奇总体原则上一向严格要求、严谨周到,但他的工作态度和指导方法却比较宽容温和、细腻入微(特别是面对工作上不小心出现闪失的同志他从不板起面孔大声训人),总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在严与宽的把握上恰到好处,从而使大家在同志式平等的宽松氛围中心情舒畅地圆满完成任务.杨淑梅(1952年至1958年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刘振德(1956年至1962年为刘少奇当机要秘书)等,就亲见亲历了刘少奇如上的可贵风范.     

“西安事变”后的广播讲话

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 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施行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关于党规建设的认识和思考

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围绕党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初步的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和思考。他较早在党内使用“党规”这一概念,认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并从完善党的规章制度、加强党的建设方面阐释了创设党规的重大意义。在党规与党的纪律的关系上,刘少奇指出,“党规党法是强调纪律的”,建立党规的初衷是强化纪律建设,党规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员在党规与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党规与党的团结统一的关系上,他强调,“要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通过制定党规明确党的工作规则,避免出现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现象,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在制定、遵循党规时必须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在党规执行问题上,他提出,党的中央领导层在执行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发挥自上而下的示范作用,党员遵规守纪应当是思想和行动的有机统一,同时对于遵守和执行党规与党的纪律不力的,要严肃处理,同时注重教育引导。     

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把握和态度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不仅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的要求,而且实际上还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积极态度的要求。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政策就是我们党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所采取的基本态度。能否切实有效地贯彻实践党的基本路线、纲领和政策,实质上是一个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态度问题。认识正确不正确,把握准确不准确,态度积极不积极,是衡量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学习好坏的三个重要尺度。     

准确认识和把握全会对省情的新判断

正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对我省省情作出了"六大优势潜力""六大短板不足"的新判断,准确认识和把握全会对省情的新判断,意义重大。一、实事求是地对省情作出新判断,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省委立足省情,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优势潜力和短板不足进行认真分析,梳理出了现阶段省情特征:"六大优势潜力""六大短板不足",即最大的机遇是政策、最大的价值是生态、最厚的底蕴是资源、最强的动力是改革、最佳的路     

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重新强调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且说,之所以有必要重新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     

辩证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提了出来.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为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契机.变化了的实际提出了辩证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要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辨证认识和把握,一方面,需要将这一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分析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需要基于形态、历史跨度和分期以及主要矛盾等方面加以思考.     

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重新强调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问题。他指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现在,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这个阶段里,我们需要统一认识和把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     

恩恩怨怨中国情——西安事变后的端纳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国策的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二位抗日爱国将领扣押起来.南京政府闻讯,惊骇. 军界何应钦立即动员讨伐;宋美龄等人则在绝望中期待着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能够最先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端纳曾任过张学良的顾问,对张甚为了解,相信张绝不会杀害蒋介石,遂先后以个人名义和宋美龄发电西安.后一封电报并告张:端纳将亲飞西安面晤.在南京方面,“戏中有戏”的状态下,端纳持宋美龄亲笔信秘密飞离洛阳.在洛,端纳收到来美龄电话,说张学良已回电报,同意你赴西安;并嘱告,一定救出蒋委员长.在西安,张学良派管家爱尔德前往机场迎接端纳,在返回途中,爱尔德向端纳简述了西安事变经过;端纳也把南京的谣传告诉了爱尔德.待见张学良时,张告:“事情一发生,我就给你发了电报.”当得知南京扣了电报,端纳不知时,张愤怒之极.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发展不平衡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发展不平衡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王兆铮史无前例的特色说明了什么（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正确性。回顾历史，当着毛泽东论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怀疑、否定之声四起。但事实证明，中国革命终究成...     

161 严与宽把握有度的刘少奇

对下级尤其是身边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刘少奇总体原则上一向严格要求、严谨周到,但他的工作态度和指导方法却比较宽容温和、细腻入微(特别是面对工作上不小心出现闪失的同志他从不板起面孔大声训人),总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在严与宽的把握上恰到好处,从而使大家在同志式平等的宽松氛围中心情舒畅地圆满完成任务。杨淑梅(1952年至1958年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刘振德(1956年至1962年为刘少奇当机要秘书)等,就亲见亲历了刘少奇如上的可贵风范。     

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启示

能否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与我们党的事业的成功与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遵义会议后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次大发展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事业第二次大发展,共同特点是党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在两次大发展之前,我们党分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挫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没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规律,导致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大失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极"左"冒进思想抬头,不顾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盲目蛮干,急于求成,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果我们受到了严重惩罚.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重视对客观规律的深入研究,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是党的事业胜利前进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