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与观念转型——和谐社会视野中的阐释

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的实质是行政功能的重新选择与定位。行政系统应注重发挥其矛盾协调功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功能、社会公平维护功能等。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的目标是实现和谐行政。实现公共行政价值,行政主体应积极推进行政观念的转型,由事后处理型行政观转变为事前预防型行政观、由非伦理型行政观转变为伦理型行政观、由非协调型行政观转变为协调型行政观。     

浅议行政法哲学平衡论的平衡意蕴

在平衡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行政程序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等价值的总体的、动态的平衡,诸价值的平衡正是价值定位之要旨,更是行政法哲学的理想图景。     

西方行政价值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综述

行政价值是行政学哲学的一个基础理论领域。自行政学诞生以来,西方行政学界对该领域的基本认识与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政治--行政二分法时期,新古典时期与新公共行政时期。二分法时期把价值问题与价值研究排除在行政学研究之外,新古典时期侧重于价值实现制度(过程)的研究,而新公共行政运动则强调行政工作人员对行政价值的个人责任。他们对行政价值研究的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别,但他们对行政价值本身的理解则几乎是一致的,即他们所持有的都是主体价值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

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现代化强国往往伴随着话语的崛起和强大。语言的本质是思想、话语的直接现实和展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生成论、语言属性论、语言革命论和语言使命论的深刻洞见为中国话语建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指引。语言生成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语言属性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语言革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任务;语言使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本位。     

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存在严重缺陷,这表现在:行政主体概念界定混乱,行政主体范围界定不够清晰,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不明确,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等同。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需重新定位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角色,重新界定行政主体概念和范围,重新建立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间的关系。     

建构信任合作的府际关系：总体性治理根基

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导致政府间缺乏理解、信任、对话、互动。多元行政主体受制于科层制窠臼而难以建构合作机制,行政层级的位势差导致了中央及部委、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门之间信任度较低。总体性治理尊重行政主体的个体独立性,破除信任危机和营造诚信原则方法,建构起多元县市、省市及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部门之间平等信任的伙伴关系;对府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向予以引导,在共同的语境下将共识转换成多元主体皆可接受的符号,建构符合发展规律的自生自发秩序;立基于公义建构宪政秩序和法律规则,主动协调多元政府和社团间关系,破除行政层级的束缚,全方位实现政府层面的跨界相互依赖和社团层面的多元共治。     

传统行政文化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开掘

传统行政文化是封建官僚行政体系的观念结构 ,它以总体性“文化遗传基因群”的方式 ,对当代行政体制的建构和公共行政过程发挥着现实影响。传统行政文化中固有的行政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价值理念 ,经过扬弃可作为公共行政新文化系统建构的价值来源。     

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学理思考

建构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时代背景在于:回应风险行政所带来的挑战;碎片化的风险行政程序法难以克服风险行政实践的合法性困境;当前缺乏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也不能简单借鉴西方经验来规范风险行政;涉及风险行政程序的单行法无法代替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风险行政程序法是以结构化方式规范风险治理主体行为的行政法规范,其功能是克服风险治理主体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问题。它将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公益、确保行政科学性和民主性作为价值取向,并呈现为一种网络状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是"新治理行政",并将治理风险的公共政策作为调整对象。它是实现风险行政过程合法性的一种技术,基本结构由风险议题之形成、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所构成,主要制度包括协商制度、陈述理由制度、暂时性制度、信息制度和遴选风险治理参与者制度。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行政学的主体假设

主体假设包括了对主体内涵外延、本质特征及功能关系结构等各项假设性规定的界定，这正是各个学科研究视野角度和出发点之一，通过形式的纯粹化分析建立行政主体假设认识和把握行政学，对行政学科理论的建构和其逻辑发展的脉络具有指导意义。最理想的行政主体假设是人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三个方面的汇合点。本文采用纯粹化形式的理想类型概念“制度人”来设定和代表行政主体；制度性与人格性的统一是主体界定的理论核心；行政及行政主体的基本属性在于制度性；首要目标是实现有序的管理秩序。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学风的蜕变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由政府主导并采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实利性。这种特征与高速发展的进程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尤以学风的蜕变为突出，表现出功利性的学术目的与实利性的操作手段和自下而上的蔓廷方式的特点。它直接制约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与走向，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认真的反思。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This paper, and the special issue it introduces, explores whether, and how,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cesses of governance, are distinct from cases in the North.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small but growing body of work on Latin America, most work on the regulatory state deals with the US or Europe, or takes a relatively undifferentiated “legal transplant” approach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We use the term “the South” to invoke shared histories of many countries, rather than as a geographic delimiter, even while acknowledging continued and growing diversity among thes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ir engagement with globalization. We suggest that three aspects of this common context are important in characterizing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The first contextual element is the presence of powerful external pressures, especially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adopt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regulatory agencies in infrastructure sectors. The result is often an incomplete engagement with and insufficient embedding of regulatory agencies within local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A second is the greater intensity of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settings where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are of extremely poor quality and often non‐existent. The resultant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draws in other actors, such as the courts and civil society; regulation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regulators. The third theme is that of limited state capacity, which we suggest has both “thin” and “thick” dimensions. Thin state capacity issues include prosaic concerns of budget, personnel and training; thick issues address the growing pressures on the state to manage multiple forms of engagement with diverse stakeholders in order to balance competing concerns of growth, efficiency and redistribution. These three themes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this special issue, and for the case studies that follow. We focus on regulatory agencies in infrastructure sectors (water, electricity and telecoms) as a particular expression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though we acknowledge that the two are by no means synonymous. The case studies are drawn from India, Colombia, Brazil,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engage with one or more of these contextual elements. The intent is to draw out common themes that characterize a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while remaining sensitive to the variations in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contexts within “the South.”     

试论激励理论在军队管理中的应用

本文对管理心理学的激励理论进行了简述,对军队管理中实施激励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在分析军队管理中实施激励的特点的同时,对军队管理中复合应用激励理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行政学界腐败研究的现状分析

腐败造成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巨大腐蚀与破坏,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研究腐败的成因、现状、对策等问题,提出遏制腐败的对策,是历史和社会提出的重要课题。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大批学术成果面世。为推动腐败研究的深入进行,通过对发表于国内行政学界主要期刊上的近一百多篇学术论文的实证分析,总结与综述现阶段腐败研究现状的若干特征和理论观点,并由此分析得出相关的研究结论。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