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泄愤事件反思

贵州瓮安事件与近几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可统称为"社会泄愤事件"。瓮安事件的性质据报道,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其中农民群体性事件占相当大的比重。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引起了学术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热"。不少政治学、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也都在这一领域选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是宋维强的博士论文。     

如何解决“维稳悖论”?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瓮安事件"、"感城事件"都强烈地撼动着这个社会的神经。而太多重大群体性事件也让200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维稳年"。     

“无组织化”: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组织化”的有无及其程度,是考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维度.“元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除了具有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所共有的“群体性”、“对抗性”、“无政治诉求”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与其他类型群体性事件所不同的特征,集中表现在难以预防、难以控制、难以协商解决、直接面对政府、解决手段的单一性、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等方面,而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特征.“无组织化”正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现象,是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风险因素.     

化解警民冲突迫在眉睫

中国有关部门日前颁布实施《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规定指出,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贵州瓮安"6·28"事件,陕西府谷县"7·03"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都反映了或者发展出警民冲突。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信访、执法中,如果警力使用不当,极其容易扩大事态,出现推翻警车,打伤甚至打死警员的极端现象。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应对

由于污染产业近年来向农村地区逐渐转移,我国发达省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并呈现频繁性、区域性、多元性、阶段性、组织性和反应性等特点。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环保履职失灵、民众缺乏合法维权途径以及政府冲突处理机制不完善。为有效预防与应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必须加强政府环保履职激励约束、疏通民众合法环保维权途径、健全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度。     

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八大胡同狎妓事件”

八大胡同是北京历史上最有名的烟花巷，然而，就在这金粉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当时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两大狎妓事件，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两大狎妓事件还严重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这就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了。其实，这两大狎妓事件一是蔡锷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另一却是陈独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先说说蔡锷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蔡锷，字松坡。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杰出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期，     

2011年中国社会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及学理沉思

通过对2011年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学理性反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性事件在性质上颇具抗争政治特性,这直接映射出社会的急剧转型;事件的当前总体格局虽纷繁复杂,但其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政府的治理能力非常有限,因而很多事件难以得到有效处置;"信任短缺"成为贯穿诸多事件全过程的重要变量。对2012年群体性事件的预测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仍将势不可挡,农村群体性事件仍将高位频发,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将阶段性高发,房地产市场将出其不意地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新领地。     

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

社会泄愤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参加者、发生机制及行动逻辑等方面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产生社会泄愤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及政府管治困境。因此,解决中国政府的管治危机需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实现司法制衡的基础上提高国家管治能力。     

日常事件对青年罪犯造成压力的情况研究

本文收集了我所罪犯日常生活的压力事件54项，通过比对计算确定了每项事件的压力指数。研究发现罪犯日常生活事件的压力指数分布情况符合正态分布。对罪犯产生压力的事件其性质各不相同，但消极事件对罪犯造成的压力影响明显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