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奇制胜──中国首例庭上昆虫实验质证诉讼案

民以食为天，食以净为先。多好的美酒佳肴，若是与“煮熟的红头大苍蝇”为伍，也会让人倒尽胃口，然而，若是豆豉不是“苍蝇”呢，饭店岂不比窦娥还冤。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饭店不得不请“红头苍蝇”出来“献身”说法──     

新闻记者能否讯问刑事被告人

来信编辑同志: 某报社记者为了宣传上的需要,要求到看守所讯问被告人,遭到有关司法机关的拒绝。该记者以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新闻记者不能讯问被告人为理由,提出异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新闻记者能否单独或参与讯问被告人?请给予答复。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镇江分院郑宏章复信郑宏章同志: 讯问被告人,是指司法机关为了弄清案情,正确处理案件,依据职权就案件事实对被告人进行的审讯。根据《刑事诉讼     

春晖桃李秀 香沁园丁心——访法学教育家张警教授

张警先生是西南政法学院著名教授,他一生献身于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事业,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当我们慕名采撷这方面的先进事迹时,他那清瘦的面庞略带谦色地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园丁,的确没有超人之处,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工作,如果贵刊要发表关于对我的报导,我只有一点要求,就是千万不要有溢美之词。”     

“警探卧底嫖娼”事件

他被派去卧底缉毒,却鬼使神差走进按摩房。是自愿嫖娼还是为了更像毒贩而献身?领导给他的权限有多大?     

“阳光情人”的爱恨情仇

除夕的前一天,纷纷扬扬的雪花给节前的北京披上了一身银装。然而,当千家万户都在为21世纪的第一个春节而忙碌时,曾经拥有“阳光情人”(这是盖某自述时使用的词语)的盖某却镣铐加身,只能呆在城北的监所里,独自“享受”来自灵魂的折磨和拷问。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日不多了,而他的“阳光情人”李欣呢,她在“天堂”还好吗?还会有人给她满怀深情地送上一束意醉心迷的勿忘我吗?     

“火凤凰”究竟有没有“泣血”──六名原告为何状告三家报社名誉侵权

虎毒食子的女人引发四起连环官司这是一桩惨绝人寰真实事件。1996年6月14日凌晨三时许，海南省三亚市梅山镇梅西村，八岁的赵克淋正在熟睡之中，其亲生母亲钟庚琦用左手捂住他的口鼻，右手使劲扼压儿子的脖子，致使赵克林窒息死亡。如花的生命在人世间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关爱和呵护，在他尚不理解“残忍”的含义时却作会到了，在他香甜的睡梦中还来不及问一声“为什么”时已经作会到了。同年8月21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1993年以来，被告人钟庚清困怀疑赵明川与芒果国女工有不正当关系及家庭琐事产生裂痕多次提出离婚。…     

我的表姐夫

陈世汉是我的表姐夫,与我同村。上小学时,陈世汉是我的班主任,教语文。我见面叫他“表姐夫”,他说:喊表姐夫多拗口,就喊老师吧。”于是,我就喊他“陈老师”。上初中时,陈世汉任学校教导处主任,还教我们班语文。我叫他“陈教导”,他却说“:小喜子,叫陈老师多顺口?”从此我就叫他     

领导干部的“怕”与“敢”

“怕”与“敢”是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它们共存于每个人的意识之中，对引导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内心害怕些什么，敢做些什么，往往不仅事关个人，而且会影响社会。对于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来说，其从政生涯中的“怕”与“敢”，尤为如此。 “烟草大王”褚时健在临近退休时，有“一怕”：新的总裁来了以后，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如果这样，自己就“白苦”了一辈子。在这种“怕”的驱使下，他决定给自己“补偿一下”，“留条后路”，于是与罗以军等人私分公款３５０多万美元。然而正是这“一怕”，使他从高高的“红塔山”上坠…     

一个昔日囚犯的致富之路

周水泉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湖南日报》《湖南科技报》《衡阳日报》《衡阳晚报》相继对他作了专题报道,衡阳电视台还在“焦点新闻人物”专题节目中进行了访谈。一时间,周水泉的名字传遍了三湘大地,特别是湘南地区几乎家喻户晓。 当我得知他曾经有过的那段牢狱生涯,便试探着问他,将那段经历披露出来会不会产生负面效应时,周     

路,在他身后延伸——追记北京市路政局门头沟分局副局长曹广辉

时光回转到2005年5月9日17时,北京市门头沟区水担路施工现场,他主持召开库区挡墙方案讨论会。会后,他又和有关工作人员留下继续讨论“村村通”工程;18时40分,他对另一位分局领导说“:这两天实在太累,头特别疼,今天得早点回家。”临走时,还带上了《工作日志》;10日凌晨1时,谁也没有想到,突发性脑溢血竟夺走了他年仅41岁的生命。身边的《工作日志》上,留下了他最后画的“水担路库区挡墙示意图”……12日,500多名父老乡亲自发赶来,眼含热泪向他做最后告别。今年70多岁、看着他从小长大的邻居郝大爷,泪流满面地安慰他的父母:“就让柱子(他的小名…     

政坛“黑马”陆昊

他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中学生党员；他是“文革”后北大经直选产生的第一位学生会主席；他35岁时就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他是目前内地最年轻的省长；他就是屡屡刷新“最年轻官员”纪录的陆吴。不做改革的旁观者．1967年，陆昊出生于西安。到了高三，陆吴就显示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书写出人生中的第一个“第一”：18岁入党，成为“文革”后西安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中学生共产党员。1985年，陆昊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5年11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的“一二·九”运动50周年座谈会，他发言指出“改革是艰难的创举，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步不前。我们大学生不能做改革的旁观者，或满足于评头品足，而应该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向我看齐

去年，在一次全县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吴华南响亮地提出：“领导干部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我做起。我宣布，请大家向我看齐！”吴华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一直坐一辆旧车，有人对他说：“吴书记，你还坐跑了多年的旧车？换部新车，体现一下我们县的形象吧。”吴华南说：“假如我换了奔驰轿车，别人就会跟着换凌志轿车或什么高级轿车，群众对干部怎么看？高级轿车只能装装门面。它跑不了山区和农村，却会跑丢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作风，脱离父老乡亲啊！”他当县教育局长时，住了一套６０多平方米的集资房，后来他当了县…     

走出心底的狱墙

七年炼狱,走出了高墙走不出心墙。挖空心思,送礼电话竟然自投罗网。关了七年监狱,昨天刚走出高墙的杜天莞,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他深吸一口潮润的空气:“出来多好啊!”他眼望前面一株古木下,坐着一对年轻夫妇,正看着他们的小孩在草地上追着球玩。“他们多幸福啊。”杜天莞平时不大注意平常人的生活,每当他开着本田轿车穿过熙攘的人群时,他会不耐烦地连按着喇叭轰赶,他对芸芸众生从不屑一顾。现在他羡慕他们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了。他也曾和老婆孩子来过这个公园。认识江玲后,他和江玲经常来这里幽会。现在是他一个人来了,想到这里,心头飘进一丝悲…     

"8"字县委书记的贪婪与浪漫

作为一个“七品芝麻官”,他索贿受贿的套路很“创新”——“先吓唬住你再说”;他捞钱的心理动机很特别——调到贫困县“太委屈”;他的人生沉浮轨迹也很有意思——总是与“8”形影相随;他的“风流故事”更“浪漫”——手机短信传情。2003年7月30日,这位县委书记被送上法庭——以“处分”吓唬人索贿汪波收到的第一笔贿赂钱,是他当县长时“吓唬”到手的。1996年初,原广西宁明糖厂厂长蒙世华与一个非常熟络的个体老板做生意时,赊销给对方价值1900多万元的500吨白糖,个体老板陆续交回600多万元货款后,余款一直拖着不还。1996年底的一天,时任宁明…     

情人的代价

侯俊杰在被委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通联公司”总经理的重要职务时,已经是年近六旬的人了,如果能自重自爱保持晚节,他会给自己划上圆满的句号。然而,他在人生的这一重要“关口”,却没有把握好人生的坐标,最后竞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一枝黄花”之诉

郑州一花农辛辛苦苦种植了9亩多“一枝黄花”,却被当地林业部门认定为是恶性杂草“加拿大一枝黄花”,责令其限期铲除。在将“一枝黄花”铲除到一半时,经人指点,他发现自己种植的是国产“一枝黄花”,而非“加拿大一枝黄花”,惊愕不已的他为了挽回损失,将林业部门告上了法庭。     

上海：政府“开门”立法听民意——从制定规章计划到起草规章草案全过程民主参与

一个多月前，家住上海市江浦路的市民王海棠通过邮件，将关于解决停车难的立法议题发送给上海市政府法制办时，他“没想到会被采纳”：“政府立什么法、怎么立法听取市民意见，会给决策部门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据悉，立法项目征求公众意见，在上海还是首次。截至目前，已收到近40人提出的50多个2012年政府立法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对此表示：“民意提前介入政府立法，有助于制定的政府规章被广大公众接受。”     

"围困"叶永烈

“假冒我的名义出版的盗版书越来越多,我知道的就有19种,至于盗版书更是数不胜数啊!”电话那头是著名作家叶永烈的叹息声。记得去年年初时,记者乘上海市版权保护协会、上海市文学艺术著作权协会等联合召开“假冒他人署名的法律责任”研讨会之际,采访过叶永烈,在叶永烈家里,作家那“九年打假一事无成”的感慨让记者颇感悲凉。后来在那次研讨会上,“血气方刚”的叶永烈将家里收集到的有关他的盗版盗名书全都拿到了会“盗名”场,摆满了整整两大桌,震动了所有与会者。那次会,叶永烈被盗版甚至出现被盗名的现象成为重点解剖的“麻雀”。原以为媒…     

幽默让普京更自信

俄罗斯心理学家巴布金曾说：“当普京开玩笑时,他的孩子气就显露出来,他的眼中也会闪过一丝狡黠.他脸上的表情,甚至他摇头的方式都说明他对自己的幽默很是自得.”这种“自得”心理,当是这位铁腕政治家的另一面.     

我在联合国打工——赴卢旺达国际法庭工作随笔(上)

中国法律学者凌岩女士受聘在联合国卢旺达国际法庭工作,繁忙之余,特为本刊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大使接见 奔波了很多天,终于要启程了。行前,坦桑尼亚驻华使馆的大使招见了我。“要办坦桑尼亚的签证都要和大使谈话吗?”我带着疑惑的口气问通知我的外交部工作人员。“一般都没有的。”“他要跟我谈什么呢?”显然我问了一句废话,谁会知道大使会跟我谈什么呢。 大使很随和,他说,当工作人员向他请示给我发签证时,他知道我要去他的国家,为当地的和平作贡献,而且是个女士,因此他一定要约见我。当他知道我是个法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