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行业减排规则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联合国气候大会是全球气候谈判的主要平台。然而,主要发达国家已试图绕开这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制,在行业层面推进国际减排规则的发展,具体行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凭借自身在跨国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影响供应商而实施的市场驱动的行业减排规则建设行动;二是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针对国际海运和民航业实施的政府主导的行业减排规则建设行动。本文首先分析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相关协议为基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框架对发达国家的约束。随后具体追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在国际行业减排领域所采取的行动,并从减排路径设置和贸易壁垒两个角度,探讨发达国家的行为给中国带来的潜在挑战。最后探讨国际行业减排机制与现有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可以采取的多方面应对措施。     

跨国公司国际税务筹划的法律框架设计

面向营商环境建设与完善的跨国公司国际税务筹划发展目标,国际税务筹划等相关税收治理工作在更为高效服务全球跨国公司的同时,通过引入大量规则等方式,正在完善税收法律保障机制并强化体系建设。本文研究了国际税务筹划相关概念,并从持续发挥政府等机构以及跨国公司双主体在国际税务筹划及其法律框架设计层面的重要意义出发,遵循社会责任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主权、义务与责任原则,建议通过进一步强化依法治国、提升跨国公司经营管理效率、配套优化国际税务筹划法律框架体系等方式,切实完善跨国公司国际税务筹划法律框架体系。     

WTO电子商务谈判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走向

经济活动的日益数字化创造出全新的电子商务运作模式,也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和监管问题,因此多边治理框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已经开启,但各方在经济、安全、价值文化层面存在诸多分歧,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因素又进一步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能否取得成果,关键在于各方是否认识到WTO改革的宗旨不仅是推动贸易自由化,而且关注全球数字鸿沟这一现实。只有承认国情的多样性,厘清国家间政策协调与国内政策空间的边界,才有可能打破谈判僵局。在多边规则框架产生前,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仍会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治理碎片化将会持续加剧,监管冲突现象也将更加频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除了努力团结发展中成员在当前诸边谈判中搁置分歧、共同抵制发达成员不公平的谈判主张外,中国还需要平衡好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之间的关系,力争在自身具有优势的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引导建立真正公平的统一规则框架。为减少监管冲突带来的风险,加强全球层面监管合作是协调不同监管机制和凝聚共识的必然路径。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思与重构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权力与利益关系,以及两者互动与体系结构的关联。首先盘点国际政治对跨国公司研究的得失,进而提出重构的思路。放宽行为体假设,以二元行为主体作为立论基础,融合国际商学的跨国公司研究成果,借鉴和发展国际政治的理论资源,重点借用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如权力、均势、体系结构等,并且利用相互依赖论的两个概念,研究现实主义范式忽视的对象——跨国公司。在单位层次上,建构三角相互依赖结构分析跨国公司与国家的互动。在体系层次上,将相互依赖融入体系理论的权力逻辑,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如何在特定的领域构建体系,以及体系稳定的原因和变化的根据。     

跨国公司劳资关系的若干问题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到2004年至少有7万家跨国公司的69万家子公司遍布全球。雇用人数从上世纪70年代中叶的4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近一亿，出口加工区从1975年的25个国家79个出口加工区发展到2002年的79个国家的3000个出口加工区，有4300万人受雇于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劳资关系是个复杂问题。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随时可以采取撤资或异地生产的威胁手段。使得劳资关系凸显资强劳弱、资攻劳守的态势．当前工会主要通过组建工会、发展工人参与集体谈判来维护跨国公司中职工的利益。     

资本主义无力应对当前全球日益加重的经济混乱

当前油价正创下新高,预计可能会攀升到每桶100美元;美国经济减速的风险正在增大;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世界三大经济区第一次同时出现了利率趋紧;欧洲增长依然缓慢,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仍有待达成一致,一旦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保护主义很可能会进一步抬头。在2006年7月的八国峰会最后一天,由于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的介入,峰会认真讨论了停滞的多哈回合谈判。他告诉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当前,全球化浪潮对众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在上升,在这么一个时代,谈判的失败将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信号,既…     

集体谈判中的工人参与性研究

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劳资关系调整的基本制度。在中国,集体谈判在制度层面已经得到了充分鼓励,但实际运行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集体谈判直接受益者的工人,很多时候在集体谈判中"被"代表了。很难想象,没有工人认可的集体谈判成效对劳资关系调整是有益的。为此,需要从权利意识培育、谈判代表产生程序、谈判过程信息告知乃至谈判结果的工人"背书"等方面,提升工人在集体谈判中的参与性,让集体谈判制度重回以工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最大限度地实现集体谈判让劳资共赢的制度初衷,并进而促进劳资和谐乃至社会和谐。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之谈判模式创新探析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基于一定政治基础的协商谈判始终是两岸双方增进互信、扩大共识、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两岸关系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两岸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两岸关系的实践决定并推动着两岸谈判深人发展，逐步形成反映历史阶段性特点的不同模式。基于两岸谈判的领域、层面对谈判模式的需求不同，两岸双方有必要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实际情况，适时推动谈判模式的创新发展，为构建和完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

国际组织与国家行为体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运行中,而且体现在有关国家保持或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的对外战略之中。制度性话语权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代表一方通过国际制度框架内的规则、程序以及对规则和程序的塑造,以指引、约束他者行动(或非行动)的能力。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各方的地位和角色、话语权和影响力并非均匀分布于国际组织的建立与运行中,各国家行为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和互动理念。在上述承载着制度性话语权的不同层面,国家实力因素显然是造成分布差异的原因之一,而多边外交能力在制度性话语权的形成与分配进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实力因素的影响往往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譬如当下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尤为关键,多边外交能力则突出表现为国家行为体进行制度谈判的策略和能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多边外交能力建设,尤其是国际组织中的话语传播能力、制度谈判能力、人员配置能力,保持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与角色实践的主动性。     

一个多哈,两个谈判

多哈气候谈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就应该认真对待另一个多哈谈判。世界再次未能达成有意义的气候协议,这一次是最近结束的多哈气候谈判。不过可能您还没注意到这一次的多哈,因为新闻媒体大多干脆对此事忽略不报,和前些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一状况正反映了公众对气候话题关注度的下降。从1992年里约的第一场地球峰会开始,多哈会议已经连续20年气候谈判失败。当时,各国纷纷承诺到2000年末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到1990年的水平,结果经合组织成员国距离目标有     

美国工会失意威斯康辛

随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工会势力逐渐转移到政府和学校等公营机构。如果这次威斯康辛州的政府雇员工会捍卫集体谈判权的运动失败,美国工会组织和民主党都将备受打击。     

美的"变调"

在拉开"春兰造车"以来,家电企业最大规模建造客车工业的序幕后,美的与东芝(开利)谈判、意图组建空调跨国公司的新闻,又赫然出现在媒体的头条。人们相当惊讶,这样一个异常低调、稳健的公司怎么突然如此大胆,冒险?答案很简单,美的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     

意大利的劳动争议及处理

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劳动争议发生比较多的国家.以往,每3年即修订一次各行业协议的集体谈判和劳、资、政府三方商议物价调整津贴金额.1993年集体谈判的框架发生变化后,改为全国性基本协议每4年、各产业工资协议每2年修订一次,而且要求劳资双方在进行工资协议的谈判时,应将工资提高水平控制在劳、资、政府三方预测的物价上涨水平之内,这样才使得意大利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开始下降.     

工会在集体协商谈判中需要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在我国,建立集体协商谈判制度,是传统劳动关系调整体系的根本性突破,是培育和发展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项关键性举措,由于在我国推行集体协商谈判制度是一种比较新的尝试,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奥巴马政府推进伊核谈判的国内制约因素

<正>自2013年伊朗新总统哈桑·鲁哈尼上台以来,美国与伊朗关系呈现出解冻迹象,各国针对伊核问题也已进行了多轮国际谈判。奥巴马政府虽在协议有效期、法律约束力、取消制裁等方面上与伊朗存有分歧,但也表现出乐见其成的姿态。2015年4月2日,伊核谈判最终艰难地达成了协议框架,并期待6月底前完成细节谈判,从而叩开美伊关系缓和的大门。     

正式“脱欧”背景下的英欧关系

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后,英欧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备受关注。在过渡期内通过谈判达成英欧关系未来安排是当前双方的头等大事,然而英欧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各自内部存在的制约因素,使得双方之间的谈判充满了挑战。尽管谈判不易,但英欧仍需力求达成协议,以避免"无协议脱欧"给双方带来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可以预见的是,英欧经贸关系将在艰难中求索,而竞争与合作并存则是英欧安全防务关系的主要特点。英国"脱欧"倒逼欧盟进行必要的改革。在差异性一体化的趋势和框架下,英欧维系某种较为紧密的伙伴关系是有可能的。     

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模式的选择

集体谈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我国劳动法确立了集体协商（集体谈判）为劳动关系主要调节机制，但由于现阶段劳动关系处于转型期，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在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调节机制应该是政府主导型，但最终发展趋势是协约自治模式即集体谈判。     

跨国公司碰撞“中国规则”

2004年围绕跨国公司在华布局发出的声音和冲突,是2005年更大戏剧出台的风向标。背靠WTO规则并影响立法进程,跨国公司10年以来在华深入布局,并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秩序的强大力量。在这一宏大进程中,跨国公司对中国政经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而在这里显现的“中国规则”,不只是现行的秩序,更关键是真正支撑中国崛起的未来规则。在一个异常繁荣的10年之后,中国内生出一个重建内外战略平衡的要求,背后是中国主体经济力量战略失衡的危险。而这一进程,会与中国新的政经力量试图重建国家战略平衡的努力发生碰撞。跨国公司在华的扩张,将被要求控制在某种政经框架之内。而更根本的内生矛盾则在于,单纯依赖以开放促增长、促改革的道路,最终会与真正长久推动这个国家崛起的价值和规则相冲撞。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找回米奇的良心

SACOM通过针对迪士尼的专项调查,揭示跨国公司在授权商品制造上低成本运作的秘密,督促跨国公司通过提高产品订单价格、建立以工人民主参与为本的监察机制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武器贸易条约》谈判进程——中国政策演变与谈判未来发展

尽管国际社会管理常规武器非法转让的努力从未停止,但相关的成就却乏善可陈。作者回顾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历时六年的制定进程,并深入考察了中国在此期间的立场演变,即从最初的迟疑逐渐向积极支持和参与谈判的转变。中国的立场转变非常明确地体现在2012年7月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外交大会的具体谈判中,特别表现为其灵活性和建设性。尽管《武器贸易条约》的缔结最终因美国反对而失败,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后续努力仍推动了2013年3月18—28日的条约终期谈判得以举行。尽管仍面临严峻挑战,但中国的建设性态度必然会贡献于更大的集体努力,以全力解决谈判遗留的关键性问题,力争早日达成一项强大而有力的《武器贸易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