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中一种缺失的判决:一般给付判决

行政诉讼一般给付判决以保护行政相对人公法上的请求权为主要目的,该请求权的内容以财产或金钱的给付为主,并逐步扩宽到信息行为、对生存的照顾和基础设施的给付、因公法合同而提起的诉求等等.它不同于履行判决,后者以支持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为内容,两者在功能上具有相互排斥、相互补充的特点.一般给付判决尚未被法律规范所承认,这是我国行政诉讼判决体系的一种缺失.     

法院不应直接受理未经索赔的“保险给付之诉”——兼议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经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因而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应当认识到理赔程序在确定保险给付之债上的重要意义，依据索赔——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法院不宜直接受理未经索赔的“保险给付之诉”——兼议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应当认识到理赔程序在确定保险给付之债上的重要意义，依据索赔一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经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因而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依据索赔-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应当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破产撤销权诉讼的构建

破产撤销权利人可以直接向相对人主张行使撤销权,追回财产,但如果相对人不予认可,撤销权利人便可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之,此种方式可谓撤销权诉讼。我国《破产法》规定撤销权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从诉的形态来认识,破产撤销权诉讼为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的结合。从诉讼的构造来看,管理人基于其独立的地位和权利行使主体的身份应为诉讼的原告;相对人或受益人为行为的实质对象,所以应为诉讼中的被告;债务人与可撤销行为存在利益牵连关系,应为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时破产撤销权行使后,产生可撤销行为自始无效,财产返还、回归债务人财产和相对人或受益人原权利义务恢复的法律后果。     

加害给付新探

在大陆法系上,加害给付理论经历了从习惯法到制定法的发展演变,对债法制度影响深远。当债务人的给付不仅有瑕疵,而且该瑕疵造成了债权人固有利益的损害时,不存在所谓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明显粗陋,缺乏操作性。应从研究请求权与诉讼标的的密切关系入手来构建请求权竞合制度。     

弱势群体公法保护视野下的行政给付制度

弱势群体保护问题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一定的客观原因,公法需要在当下的弱势群体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起到最直接性保护作用的是行政给付制度。本文试图在弱势群体公法保护的视野下,简介行政给付制度的现状,明晰其中的不足,并为其完善提出有益性建议。     

行政给付程序论简

与给付行政不同的是，行政给付行为是一种单方的、授益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给付的正当法律程序可从中请程序、告知程序、听讧程序、简单程序、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给付不能的救济等环节展开和完善，其给付程序的立法体例宜在未来之《社会救助法》中统一规定。     

诈骗罪疑难问题研究——对传统罪名的解读

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我国诈骗罪的对象。三角诈骗的情形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诉讼欺诈不宜作为诈骗罪处理。关于找钱诈骗 ,有时只能作为不当得利处理。欺骗他人放弃财物然后自己捡拾财物的 ,构成诈骗罪。欺骗他人交付不法原因给付物 ,可以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对个别财产的犯罪     

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为研究对象

虽然新行政诉讼法对给付行政下积极给付之诉的判决方式加以修正,但其基本思路仍局限于传统的规制行政,未解决给付行政下行政诉讼制度的特殊问题。新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起诉期间的起算基点、诉讼类型、第三人的举证权利、原告的举证义务、调解制度、裁判依据等方面仍不能适应给付行政的发展。     

新形势下对偷税的防范

我国经济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 ,对于偷税现象的有力防范已迫在眉睫。在经济形势发生改变时 ,法律的相关领域的调整也势在必行。首先从立法入手 ,其次是加大执法力度 ,第三是完善执法环境 ,培养公民良好的纳税意识     

论抚养人的垫付责任——评“中国民法典草案专家研讨会意见”

民法典草案没有吸收抚养人垫付责任的规定.基于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抚养人的垫付责任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基于抚养人与被抚养人之间特定的人身关系,根据权义一致原则,垫付责任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专家建议取消抚养人的垫付责任,这不符合侵权法之立法目的,也没有穷尽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     

继续性合同探析

继续性合同作为一种将时间因素引入到合同中的合同类型,其适用将会使合同类型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给立法者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适用依据,并且对于合同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进一步完善合同法以及司法实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家赔偿的经费保障问题研究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为国家赔偿经费提供有效的立法保障。要进一步明确国家作为国家赔偿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为公共财政支付国家赔偿金提供法律依据,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各级财政对国家赔偿的支出责任应按照产生国家赔偿的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划分,同时规定中央财政承担补充责任,对有过错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追偿,遏制国家赔偿金的绝对数量,以减轻国家赔偿的支出负担。但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承担的不是国家赔偿责任,而是对内的组织法上的责任。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论我国遗产税制度的设置

遗产税对调节贫富差距,形成健康的财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遗产税已成为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重要税种之一。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富差距的扩大,我国应将遗产税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本文将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对我国遗产税问题进行探讨,并在借鉴国外遗产税征纳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遗产税征纳的制度设计,以期对遗产税的研究有所裨益。     

对延边经济工作着力点的战略思考

延边经济正处在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迫切需要我们用解放了的思想对待和分析面临的形势,从实际出发,确定科学的工作思路。抓好项目建设,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不动产买卖合同竞合的规则提炼与证成

借由法院系统内部的操作规范与司法解释所创设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实现与执行的顺位规则,在不动产“一物数卖”无法可用的情况下,解决了司法实践的燃眉之需,也为法律规则注入了道德血液。然而相关规则存在体系性较差的弊病,真正属于债权竞合的规则未能清晰地提炼出来,规则的正当性亦未得到充分的阐释。不动产买卖合同竞合的裁判规则包含三个顺位：合法占有者、先行支付价款者、在先成立者;不动产买卖合同竞合的执行规则为：支付价款达一定比例者优先于金钱债权。这两种竞合规则在整体上基于物债二分的类型论获得其逻辑体系上的正当性,权利外观规则与政策考量则分别补强了合法占有者优先与先行支付者优先规则。     

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探讨

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及合同关系终止后的一定时期,依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所应负担的给付义务以外的义务。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确立附随义务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及完善合同法立法与理论。附随义务内容随合同关系发展而有不同的体现。基于附随义务发生阶段的不同,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后果亦不同。     

试论诚信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传统的道德堤坝伤痕累累,社会的诚信体系备受质疑。为了唤醒人们的良知与重筑道德的堤坝,也为了我们自强自省,应重新审视诚信的议题,以此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最终构筑起新时代的社会诚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