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类型化必要性之研究

针对传统民法合同相对性原则在第三人侵害债权时无法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问题，基于债权可能被侵害之前提，通过对法的价值与目的、侵权行为法的立法功能、债权相对性的突破、司法实践的要求以及各国立法经验五个方面的考量，本文旨在将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这种正在发展的新型侵权行为放在侵权行为法之大框架下思考研究，以期通过类型化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从而实现对债权人更加周延、有力的保护。     

论无权处分的效力——基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3条的再思考

我国立法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无权处分应指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作为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合同。通过比较法上的考察可以看出,各国以及国际条约对无权处分效力的处理并不一致,不存在明朗的无权处分效力的发展趋势。从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以及民法体系和谐等角度来看,"债权合同效力待定说"与"处分行为效力待定说"均存在不足。应根据缔约时第三人的主观状态确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第三人恶意时,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第三人善意时,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如此确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符合无权处分制度的立法目的,实现了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护,维护了民法体系的和谐。     

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

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合同当事人在基础合同中通过约定利益第三人约款来赋予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基于对合同当事人对其利益的赋予而形成信赖关系,这一利益被类型化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进而,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经由正当化,成为一种可由法律加以保护的利益(法益),在立法上规定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人的法益便可通过主张诉权受到法律救济.第三人的救济权的产生,使第三人对合同事有的法益通过权利的推定形成法律上实态的给付请求权成为可能.     

债的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与完善

债的相对性或合同的相对性一直以来为两大法系所确认,在债法特别是合同法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近代各国立法及判例对它已有突破,产生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侵害债权及债的保全等制度。我国也应顺应世界潮流,在民法典中坚持债的相对性原则,完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和细化债的保全制度。     

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的制度构建

对于缔约关系,我国《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虽然都有所规定,但其规定的调整对象都是针对缔约双方当事人而言的。而对于在缔约过程中,因第三人的介入而给缔约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形,这两个制度都无法提供合理并全面的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着第三人侵害当事人缔约关系的法律纠纷,为此,我们应当构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现阶段考虑到立法的缓慢性与司法实践解决类似法律纠纷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遵循法律适用的目标,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至第三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院可以先通过设立典型案例的方式来解决其适用与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论缔约责任的赔偿范围

缔约责任以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为目的,信赖利益是缔约当事人信赖对方缔约行为时所产生的利益,信赖利益损失与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没有关系。在合同关系不存在情况下缔约责任人要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合同有效情况下,责任人仅赔偿受害人支出的额外缔约费用及其利息。直接损失的计算以实际损失为准,间接损失要分为两种情况计算。缔约责任赔偿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缔约责任赔偿不受履行利益范围限制,不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但要受可预见性规则限制。     

现行民法对亲子关系外部调整的缺失与建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身权的保护,对亲子关系的研究和保护也逐渐受到关注。诱拐儿童、错抱子女、探望权纠纷等都属于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但我国现行《婚姻法》仅仅涉及对亲子关系的内部调整,整个民法都欠缺对亲子关系的外部调整,造成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从私法保护的角度出发,对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宜明确规定"父母照顾权"、构建以"请求权"为核心的二元保护模式、重视精神损害赔偿。     

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研究

行政行为的复效性要求行政许可主体在行使许可权时要遵守"顾及原则",即在行政许可中,政府应以同等的态度对待许可受领人和许可利害关系人。事实上,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应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其因许可行为受到损害的利益关系人有权寻求法律保护,而对这一权益的保护应当纳入到行政法律的救济中。另外,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利益调整行为,在权益分配上应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充分保护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既得利益和可期待利益不受非法侵害。     

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侵犯财产权责任中的适用

一、规范侵害财产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和必要性(一)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在形式上表现为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痛苦产生来源于侵害自然人人体的生理损害和侵害自然人的心理损害。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指自然人、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利益的活动受到破环,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造成损害。     

第三人侵害债权构成系统初探

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对债权起着巧夺天工的保驾护航作用.创建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系统是发挥这一制度应有功能的前提条件,同时为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的鉴别提供了有效的检测器.这一构成系统包括主体、主观方面、客体与客观方面四项内容.我国侵权行为法对这几个方面进行科学规制,可以使债务人、债权人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平衡.     

信赖与信赖利益赔偿新论

信赖和信赖利益赔偿并无必然联系,信赖利益赔偿与过错也无必然联系,信赖利益赔偿与期待利益赔偿也非绝对的排斥,在例外情况下可以同时主张,信赖利益赔偿不限于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在合同合法有效但又不适宜给予期待利益赔偿时,也可以适用信赖利益赔偿。     

“两种利益不一致”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目标,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二者之间的不一致却是常态。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之间不一致的原因在于:机会主义性质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没有建立和实施有效的所有权。二者之间不一致将导致社会经济效率的降低和经济增长的停滞。解决该问题有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种思路。     

论知识产权法的合同限制

权利人通过合同执行区别定价策略来获取知识产权法下难以获得的利益,属于权利的私人定制.权利人通过合同对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予以反限制、对知识产权法不保护的客体提供保护、对知识产权进行知识产权法之外的限制,这些合同条款可否执行需要我们谨慎考虑其合法性.通过合同执行区别定价既有可能具有激励创新之效应,也有可能存在对公共利益侵蚀之威胁,因此需要在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下,以合同法维护契约正义的制度为核心来考虑这些合同条款是否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合同、是否属于显失公平之情形.     

浅议信赖利益损害赔偿

信赖利益的实质是一种消极利益,包括交易成本或费用以及机会损失。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应从履行利益和非财产性损害赔偿两方面考量,在遵循损害赔偿规则的前提下,对非财产性损害赔偿的范围要严格把握。     

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政策执行本质上是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利益对于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政策与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从根本上受利益驱动,主体利益矛盾或冲突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政策执行阻滞现象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如果不对利益的本质及其与政策的关系有所了解,就很难理解人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动力,更谈不上对政策执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利益分析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政策执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原则。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通过比较各国民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利益的保护与必须赋予胎儿权利能力没有必然联系。保护胎儿的利益本质上是保护胎儿活产后人的生命法益,胎儿不享有权利能力。我国未来民法典在胎儿利益的保护上要界定清楚:胎儿的法律涵义是指,从人的受精卵到出生完成前的生命体。侵害胎儿利益的侵权行为具有独特特征。     

澳大利亚“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目前,澳大利亚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中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迫切需要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相关法律制度也应予以修改和完善。     

女性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土地权益是农民的主要权利之一,也是衡量农村男女两性权利平等程度的主要标志。我国女性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现状不尽如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男权社会的遗毒和民间法对国家法保护女性土地权益的扭曲。纠正这种现象,需要强化女性土地权益平等的观念,健全女性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引导民间法走向性别公平与公正,优化土地资源平等的社会环境。     

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司法实践中,公共利益保护举步维艰。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有利于保障民生诉求,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构建检察机关主导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从受案范围、案件来源、立案及程序方面予以考量,并完善相关法条的具体规定。     

行政合同的“民事化”思考

行政合同中行政优益权的存在与契约精神存在悖论,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最佳判断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尚存疑问,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优益权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行政合同的民事化即让行政机关让渡在行政合同订立、执行过程中,某些行政优益权的方案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维护公共利益及行政相对人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