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理和农村基层建设—以张家港为例

新农村建设使国家政权再次强势介入农村,帮助农民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进行建设。在张家港市,行政村大规模撤并的同时多渠道筹集可支配资金,把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村级建设的重点领域。在苏南,政府的积极作为是有传统的,但是,处在工业化中期的苏南农村,应该过渡到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发展下的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特殊性探析——以云南省临沧市为例

作为云南边境的临沧市,面对着农村社会的整体发育水平偏低、境外干扰因素多、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但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农村采取了构建网络、推进组织体系科学化、创新载体、使对农民的服务经常化、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等措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临沧市的经验看,要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高效治理,必须正确处理乡级政权和村民自治的关系;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作用;加强法治的功能。     

德国生态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的生态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生态环境一直遭受工业和战争的双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破坏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举世罕见:德国境内主要河流不仅没有生物存在,居民甚至无法在其中游泳;整个鲁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农村建设及其经验启示——以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为例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建设。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了系列农村建设,将昔日落后的偏僻农村建设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进地区。这一建设性成果为其他根据地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为日后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积累了经验。土地革命时期农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的首次,揭开了党建设农村序幕。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近年来,中央对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本文总结了成都市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与启示,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特点和趋势,阐述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与挑战,提出了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七条对策措施。     

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绝对贫困的基本特征、主要经验及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致力于农村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在历经70多年的扶贫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并积累了治理农村绝对贫困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农村绝对贫困中形成的基本特征、主要经验对2020年后治理农村相对贫困提供了有益启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宏观战略与微观策略的紧密结合;必须坚持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多维推进;必须科学协调处理脱贫与返贫的关系。     

完善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以A市为研究对象

当前农村社会矛盾较多且比较复杂,尤其是增收困难、土地权益被侵害、外出务工权益、社会治安日益复杂等问题,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新挑战,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因而异常迫切与重要。A市作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地之一,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分析A市如何从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村公共事业、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的调处机制、提高村级组织自治力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对中国农村和谐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重要性、治理经验及新时代发展途径

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在农村生态治理方面探索了众多切实可行的经验:强化了党对农村生态治理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农村生态环境补偿长效机制,将科技最新成果推广运用到农村生态治理中,多渠道提升了农民的生态意识,倡导绿色农业、走绿色发展道路等。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党对农村生态治理的领导不动摇,要坚持全面治理与创新建设相匹配,要进一步强化生态治理中的科技运用,要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规制度建设,要强化生产方式变革、进一步完善绿色良性生态循环等发展方向,实现我国农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蕉岭县创新农村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成效及启示

近几年,广东省蕉岭县在"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效。在镇级层面,实施了"一办一中心"改革,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村级层面,以"协商议事会"改革为抓手,创新"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协商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初步实现了农村社区治理由"政府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     

以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农村治理创新的路径探析——以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为例

农村治理创新已成为我国新时期的迫切要求,农村治理创新的顺利推进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因此,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基层党组织的创为先导。探索基层党组织创新的路径,既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以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为例,重点分析庙坝镇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工作和工作方法两方面的创新路径。     

以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农村治理创新的路径探析——以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为例

农村治理创新已成为我国新时期的迫切要求,农村治理创新的顺利推进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因此,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基层党组织的创为先导.探索基层党组织创新的路径,既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以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为例,重点分析庙坝镇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工作和工作方法两方面的创新路径.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与重建

当前,村民自治治理模式虽然被普遍推广,但转型期中国农村呈现出的高分化低整合特点,给农村治理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必须重新整合政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权威,构建农村治理的全面基础。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误区及其应对措施探析

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重经济、轻环保,重形式、轻内容,重政府、轻民众等诸多误区。完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改变政府治理方式,提高民众生态文明素质,促进社会各界参与等多方入手,扎实取得成效。     

我国农村治理变革与农村服务体系变迁

农村治理与农村服务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治理变革之路即是农村服务体系形塑之路。农村服务体系孕育、生成、发展于农村治理变革的过程中,而农村服务体系最终将影响着农村治理的变革进程。从传统社会的农村自治到后税费时代的农村治理现代化变革,在农村治理变革的牵引作用下,农村服务体系不断发生变迁,经历了"自发自为——真空——全能型管控——倒逼变革——重构"五个阶段,并逐渐激发出对农村治理变革的反向倒逼推力。在漫长的农村治理变革与农村服务体系变迁历程中,农村治理与农村服务体系之间逐渐由单向性的牵引关系走向双向性的互动关系,逐步完成了一元单向性形塑向二元双向性互构的转变。在农村治理现代化变革的新时期,实现农村服务体系的社会化重构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变革的客观需求,也是农村服务体系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所需。     

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的伟大成就与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注重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理念不断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治理方式不断丰富,治理体系更加科学。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既要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高层次美好生活需求,又要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党为核心统领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断实践和探索,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等方面不断创新,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不断改善民生,深化政府领域各项制度改革,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地方治理：农村基础生活设施建设中的治理机制——以长兴县“村庄示范整治工程”为例

对长兴县村庄示范整治工程的研究显示,在村民自治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基础生活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已经逐步走向公共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村自治组织与村民在不同激励机制的驱动下共同承担起了农村基础生活设施的动员、筹资、施工、管理维护等任务,形成了政府、企业、村自治组织与村民多方合作的治理机制.为了完善这一机制,激励的增强、信息沟通的强化与现代管理手段方法的应用是必要的.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     

农村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农村变迁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多重交锋使得共同体趋于衰落。面对农村基层场域的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难以完成秩序整合的诉求。农村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的介入,以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完成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型。通过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自治能力的赋权与增权,通过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理念嵌入,实现农村治理要素的再整合,并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最终完成农村基层治理的秩序期待与发展期待。     

《商君书》的治理之思与启示

《商君书》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其建立在独特治理史观和现实治理认知基础之上,明确主张任法而治。不过,《商君书》并没有全盘否定仁义的治理价值,只是认为应当先法后义,法主仁辅。其提出的治理能力层次、治理方法运用、以治去治等思想,启示我们:基层社会的治理具有更广泛、更基础的价值;超越理想主义和人性假设,以现实态度理性选择治理方法;治理方法要因时而异,不泥古,不崇今;树立依法治国是保民乐民的道义举措的理念;确立防治意识,构建完善的预防惩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