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的乡村:社会基础变迁与有效治理实现——基于鄂中L村的实证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的急剧变迁,农民流动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流动改变了村民的行动选择,进而改变了乡村治理基础,既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治理危机。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要从价值、策略、体制三方面入手,亦即构建复兴传统和建构法治文化并行的价值、能人带动嵌入农民合作的策略以及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体制。     

法治之德：德治的制度伦理视阈

当前我国德治治理理论中，伦理道德主要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出现，指单一的个体伦理。这种一元的个体伦理型德治，使得我国当前德治与法治的治理路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治理主体、治理的工具性和价值性取向产生了内外张力。应当实现德治外延的扩展和价值转向，将“德”扩展到法治的制度伦理层面，具体包括法治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法治的中国特色价值追求。     

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

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德治为本"的社会,行政伦理在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传统行政伦理必然走向现代化。那么对行政伦理进行历史的梳理与观察,探讨其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的变迁：动因、逻辑与路径

国家治理价值取向是一定时期内治理主体基于国家的历史传承、制度背景、社情民意等因素在各种价值目标中所做出的关键选择。作为治理主体所寻求和创造的核心公共价值,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经历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变迁,其根源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人民需求发生了转换,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必须回应人民需求的变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的变迁,体现了对“人民至上”精神血脉的传承赓续和对“人的发展”终极关怀的跃迁升级,实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并走出了一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推动、渐进式演进、多元化发展的变迁路径。     

农村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农村变迁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多重交锋使得共同体趋于衰落。面对农村基层场域的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难以完成秩序整合的诉求。农村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的介入,以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完成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型。通过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自治能力的赋权与增权,通过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理念嵌入,实现农村治理要素的再整合,并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最终完成农村基层治理的秩序期待与发展期待。     

中国家庭模式变迁：形态、构成与经验

沿着趋势分析、阶段划分和立足于质性研究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等路径,当前中国家庭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系统梳理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形态、总结其中经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结构—功能”视角下,中国家庭模式沿着“社会—家庭—个体”的主线,呈现出由封建帝制时期传统伦理型大家庭、到集体经济时期谋生型核心家庭、再到市场化时期讲求代际功能调适的直系家庭的演变形态。这一变迁起源于生存及秩序建构需求,受国家与社会的互嵌互动驱动,并在传统家庭价值伦理淡化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产生的背景下呈现出表征与内核“二元断裂”的特点。以直系家庭的回归为起点,实现“国家—家庭—个体”相对独立与黏合,以平衡个体有限自由、家庭“本体性”价值和国家经济建设需求,关键在于推进“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事涉家庭政策的系统性改革。     

公共政策伦理向度的问题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部门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必定体现着公共部门的某种价值取向。公共政策伦理向度的凸显是社会治理伦理价值位移与公共政策价值观嬗变的使然。公平公正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发展理念和永恒理想，理应成为一个民主、健康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基本伦理价值准则；作为对社会中人的基本问题的回应，以人为本无疑是公共政策伦理向度的核心。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公共政策伦理向度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利益均衡机制的构建、公共政策运作伦理机制的培育以及公共政策主体伦理自觉的养成等一套机制得以体现或实现。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

乡村文化主体性不仅源于认知层面的文化自觉,而且依赖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村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定义了农民的文化实践逻辑,并且塑造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模式。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逐渐深入村庄日常生活结构,扭曲了农民文化实践的家庭伦理动力和村庄社会脉络,导致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扩张、社会分化和价值收缩,变迁中的乡村文化逐渐陷入主体性危机。文化主体性危机是农民文化实践迎合并依附市场力量的产物,其核心是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公共性和实用性的分裂,乡村文化因而呈现出客观化、碎片化的形态。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行政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为此,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立足乡村社会基础,坚持农民主位,通过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方式激活和引导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内生动力,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     

生活共同体: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台盘村“村BA”的田野调查

乡村治理是一种旨在增进农民福祉、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治理活动,不仅可以由国家通过资源供给与制度安排来驱动,也天然地发生在相对独立的乡村世界中,具有鲜明的日常生活面向。通过考察农民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的理论关联,并分析台盘村围绕篮球运动所构造出的治理模式及取得的治理成效,发现以推动农民构建生活共同体的思路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能够开辟出一条让村庄通往治理有效的路径。这既要树立正视农民日常生活的理念,又要以强化村级党组织的生活治理能力为支点,引导日常生活中的农民积极参与治理实践。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行政伦理价值理念——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政伦理规范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反思和批判,它体现了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传统,把公民、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一些公共性价值的东西置于民主治理的首要位置。透视新公共服务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诸如公共利益至上、服务行政意识强化、行政伦理社会环境培育、行政伦理责任制度的建设等非常丰富系统的行政伦理价值理念,这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伦理规范、行政价值理念的培养、行政价值判断的形成、行政伦理环境的营造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尹汉宁: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正伦理是人伦之理,是道德哲学。伦理秩序是多数人认同并尊崇的主流价值规范。伦理秩序,古今中外原本有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注视它、重视它。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伦理秩序,是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伦理秩序,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的伦理秩序。社会主义伦理秩序,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共同作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一是从价值取向看,社会主义伦理     

沿海发达县域农民价值观现状调研——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

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在改革开放后较迅速富裕起来.社会的急剧变迁,使当地农民的各类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交织并存,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梳理农民价值观变迁的线索,分析现阶段农民价值观的特点,对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笔者以慈溪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文献查阅等方法,对当地农民的生产观、政治观、教育观和消费观进行了调查分析.     

政治伦理：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政治实践领域的进步状态和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政治伦理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合理的、适宜的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政治伦理具有工具正当性即依据一定的伦理标准对人类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加以评判，为人类政治活动在特定环境下如何行动提供规范性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价值正当性功能，它不仅论证和说明政治对社会的终极价值关怀，而且作为政治的根本价值观具有评价现实社会政治的价值判断功能和建构理想政治社会的行为导向功能，为人们认识政治活动及其变化提供基本的观念框架和价值指标。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物质生活明显改善。但在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乡村社会传统价值体系面临着更新与转型,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农民价值追求迷失、公共精神消退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价值取向,其内在功能不再是仅仅满足农民娱乐需求,而且蕴含着重建乡村公共秩序、重塑农民精神生活、缓解认同危机和伦理危机的价值取向,其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而且在于关照农民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追求,进而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新疆现代化进程中的吐峪沟传统村落文化变迁研究

吐峪沟是一个典型的维吾尔族传统村落,现代旅游开发加速了古村落的现代化进程。以现代旅游业为代表的现代性因素的大量涌入,给当地传统社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而剧烈的文化冲击。在参与旅游业的过程中,交织着物质利益原则和伦理中心原则的矛盾冲突,既是商业利益对亲缘血族群体的撕裂,也是传统文化礼俗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交织与变异。维吾尔族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变化具有多元性,其变迁的关键在于将国家和主流社会推动的"指导性和引导性"变迁转向当地的"主动性"变迁,这样才能使文化发展变迁获得内生力量。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伦理决策:国家治理的哲学追求

国家治理作为伦理与决策的统一,无疑具有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哲学基础。国家治理与伦理决策有着共通性,表现出越来越多伦理化的转向,具有强烈的意义预设、价值引导及终极关怀。因此,决策主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应走出一般义利观的困境,在伦理决策的视野下正确处理政府与个体、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形成一种合理的人文力结构。     

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农民“抗争”的发生、特征和治理

农民抗争政治一直是农村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范式叠出。众多范式并非单线的学术进化史,而是因研究焦点、价值预设、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等不同而产生的范式"众生相"。通过农民抗争研究中对抗争策略的关注,回归到对农民抗争的发生和农民群体行为特征的研究。近代以来,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利益分离结构",特别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地方权威与地方体(1)之间的利益分离越加明显,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活动脱离了地方体,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离散家庭,进而影响到乡土地方权威的再生产。两种结构性的变迁决定了农民抗争的发生和抗争路径,使新时期农民抗争呈现出新特征:话语权影响力的缺失将进一步降低农民抗争的底线和增加集体行动的成本,冲突抗争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但冲突性的农民抗争一旦发生,传统地方权威在治理农民抗争上面临着失效和失语,外出农村精英将用更强的话语权影响力来引导农民抗争,新的抗争形态具有不可协调性和持续性;政府对农民抗争的传统治理术将失去操作空间,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     

“协作性治理”的概念界定与模式阐析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复杂化，政府的治理也要求以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方式来进行。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类组织间互赖性的不断增强．公共事务协作治理之趋势业已成为当代治理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