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关系与运作逻辑:社会组织扶持政策设计基点分析

社会组织发展初级阶段,社会组织扶持政策对于促进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作用重大。扶持政策设计过程中,利益团体互动过程及关系状况往往处于"黑箱系统"。本文基于参与式观察及对不同利益团体的访谈材料,发现在社会组织扶持政策设计过程中,隐含着条块逻辑"政政"关系、利益逻辑"社社"关系及共赢逻辑"政社"关系。理解三种关系及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可为地区社会组织扶持政策的设计提供参考。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社合作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政社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途径进入公众视野。但政社合作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困境、合作意愿、制度环境不成熟等许多制约因素,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协同进行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政社合作领域提供一种社会管理新机制,在这种新机制下解决政社合作中的现实问题以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北大核心CSSCI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妇联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构建及其作用发挥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有效方式,关键在于扶持、培育社会组织的有序和规范发展,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的能力,推动政社分开、管办分离。通过对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背景及深圳市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与探索的分析,提出了妇联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治理问题研究——以通化市政府为例

尽管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大量的"服务、组织、协调、管理"作用,但不健全的管理体制,不到位的管理措施,政社不分开、服务不到位、收费不规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探讨政府构建合适并有利于行业协会健康发展的治理结构,提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是一个迫切并紧要的问题。     

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角色:政社关系视角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体系被逐步构建,社会组织日益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接主体。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中,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单一不变,而是呈现多样化色彩。本文在文献研究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尝试从政社关系维度构建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角色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分析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发展策略。     

政社分开:善制与善治的双重进路

基于中国本土背景来分析我国政社关系演变历程,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研究的范畴不应仅限于当前问题的突破和实验的创新,更应该从历史宏观背景中,挖掘政社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和规范要素。政社分开的"善制进路"即是在体制变革的微观具体制度演变考察中探寻政社分开的层层递进之路;"善治进路"则是基于问题意识上的反思进取,从相关政策沿革及社团发展演变规律中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以治理转型的理论意识倒逼政社分开的事实路径。二者以内外双重进路共同影响和推动政社分开的顺利实现,从而构建一条"政府之用"向"本体(社团)之律"再到"客体(体制要素)之通",最后到"目的(善治)之本归"的求真问路。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主张。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登记注册、监管不力、政社不分等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借鉴英国"COMPACT"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有三条路径:逐步建立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转行政控制为分类监管与资源引导,构建以合作主义为原则的政治整合模式。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研究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完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由此需厘清社区党建、基层政府深化改革和社会治理三个政策领域的关系,梳理典型建设成果,校准前进方向。其中,党建领域保证政治引领和组织力建设;政府治理须梳理政社关系,提升治理效能;社会领域依法有序协商、激发社会内源活力。党政社三领域深化改革、推陈出新,才能完善党建引领、政社协同、百花齐放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伟业。     

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我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政社关系一直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一度成为被广泛用于解释政社关系的竞争性理论框架。而近些年围绕政社关系的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结构论争,开始迈向了“行动分析”,更加切实地关注行动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逻辑。既有文献通常以政社力量的平衡性与否为依据,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经验洞察的窗口,形成了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的研究取向。“国家主导”的视角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聚焦于作为能动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更为具体的国家治理结构下社会组织权宜性的回应举措;“双向赋权”则从平衡角度出发,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行为,以及由此所达成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拓展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可以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探讨技术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分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国家一统天下的管理模式。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让三者在各自领域里发挥其作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机构改革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等方面为厘清三者关系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进程迟缓、社会组织自主活动能力有限、法律供给滞后、逆政社分开等。未来的改革需要把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从价值、组织和制度等三个方面推进。     

行政体制改革取向刍议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环节。本文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就目前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转变、三大构建”的改革取向,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职责,构建距离型的政企关系、市场型的政社关系、法治型的政府关系。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凝聚。枢纽型组织形态的构建,不仅是理顺社会组织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执政党建设、党的群团改革、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兼具政治性与联系性,独特的"组织身份"决定了工会组织能在社会治理网络中填充"结构洞"位置;当前工会组织改革瓶颈的突破,还有赖于其在劳动关系领域填充"结构洞"位置,发挥政治、资源和组织优势。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实现社会整合,可通过"安全阀"机制,构建"枢纽型党建"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安全性;通过协同机制,助力"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价值培育机制,"增能"社会组织,促共享价值的形成;通过统筹机制,增强群团组织"内聚力"并撬动"外聚力"。     

香港社会组织扶贫及其启示

香港有超过8000家的免税社会组织,是反贫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主发展、合作共赢的政社关系,全民参与的慈善文化,灵活多样的筹资之道以及分门别类的监督机制是香港社会组织扶贫发展的重要经验。对中国内地扶贫工作的主要启示有,调整管理策略,构建扶贫伙伴关系;培育慈善文化,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加强行业自律,提升慈善公信水平;完善机构治理,拓宽资源来源渠道。     

发挥社会组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随着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党越来越重视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并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