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合作: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图景——以西南少数民族婚姻纠纷解决实践为例

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国家法——习惯法"看成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随着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制推行,习惯法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最终被彻底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婚姻纠纷解决过程中,围绕着"最大限度促成案件尽快妥善解决",有时国家法和习惯法会同时"在场",或轮番"上场",甚至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出现,在冲突之余也表现出一种合作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跨界合作成为婚姻纠纷解决的客观需要。大量实地调研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为此,在立法上,我们要珍视民族习惯法中的优良成分,利用国家法赋予的制度空间完善民族自治法和乡(村)规民约,实现国家法和习惯法有机结合。从实践层面看,要坚持在民族地区变通实施国家法律,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浅析中国现行法律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冲突

中国刑法主要是根据汉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制定的,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习俗等无法一一详尽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公民受刑事制定法的影响有限,传统民族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管理社会、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如何解决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如何在宪法权利之间寻求两者的平衡,已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问题。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善恶分类研究

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具有典型的地方性、民族性特征并且还在不断地流变,对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法治建设进程有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因此,按照法之正义与公平的精神对其做出善恶的分类,是民族地区进行国家统一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前提条件。     

乡土中国视野下的民间法

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法律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然而在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依靠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家法族规、乡规民约、宗教规范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等来维持秩序的规范,即所谓的"活法"——民间法。因此,以我国独特的乡土社会为背景,通过阐述民间法的含义、特征以及和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西北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代代相传、不断完善进而成为所有民族成员信守的行为规范,在民族地区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方面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冲突不仅影响当地的文明进程也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探究二者的冲突进而使二者达到平衡状态。     

北京市属高校民族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与探索——以联大生化学院为例

面对高等学校对少数民族招生逐年增多的现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融合,以联大生化学院新疆籍学生为例,提出对策建议如下:尊重民族习惯,尊重宗教信仰;以教育为主、特长为辅,提供发展平台;从细节做起,促进少数民族管理工作;开展"一帮一"助学活动;优化网络资源,加强文化课基础课程补习;关注思想动态,发展党员和培训骨干相结合;"严"字当头,民族学生也没有特权;明确目标,做好职业生涯指导工作。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之梳理与整合

面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出现的"边缘地带、真空地带"以及"二次司法"等现象,我国的现有法律涵射范围有限,习惯法就时不时地介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二者关系如下: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法制定的起源;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互相配合,作为两种完整的体系独立存在着;国家法需要吸收整合民族习惯法;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功能互补、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论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国家法治化制度设计

在上层建筑领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统一法治建设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习惯法的国家法治化归引,特别是民事习惯法的国家法治化。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下,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并寻求一定的制度设计,以加速习惯法的国家法融合。正基于此,文章提出了通过地方特色法治体系的构建来实现这一目的,并对地方特色法治体系的界定、目标、指导原则及其价值等做出了详细的思考。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习惯法不同于习惯,也不同于民间法,只是民间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不同,习惯法的地位也不同。作为法源的习惯法取得了国家法的地位,但这里的习惯法不是指作为规范的习惯法,而是作为待证事实存在。作为辅助地位的习惯法是国家法的补充,与国家法并行不悖,但一般存在于法的放任性调整领域。还有些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习惯法战胜了国家法的强制、禁止,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表现,这种强势与习惯法的优先适用不同,对习惯法的特征及其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进行了分析。     

法治思维略论

当下,对成为社会热议和理论研究关键词的"法治思维",人们各有不同的界定。而法治思维是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为前提,顺应我国法治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提出的,其主体应是针对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法治思维应以人民主权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保障与权力限制、法律至上等核心概念为基础;法治思维的形成,有赖于法律实践活动。     

监察体制改革“纪法衔接”的法理阐释及实现路径

<正>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界线,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历程。法治反腐不能仅依靠国法,因为法的空缺性决定其腐败预防的不及时性及腐败治理的不全面性;而法的开放结构,又为国法接纳党纪,共同服务于法治反腐实践奠定了法理根基。在坚持法治反腐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反腐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党纪资源优势,促进"纪法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的重要目标。     

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之核与实践之维

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条主线,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正是对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人本法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包括一切为了人民的目的论、一切依靠人民的方法论以及一切实践成效由人民来检验的效果论等三个层面的理论核心要义。新时代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从坚持立法合民心、执法顺民心、司法服民心、普法向民心等四个具体层面来开展实践。     

社会管理创新对我国行政法理论革新之要求

社会管理创新倡导社会管理理念导入服务性、管理主体推进多元化、管理手段强调多样化、管理过程实现程序化。其对行政法学基本理论革新提出了相应要求:在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讨论中,当回归公权力管理和服务并举且以服务为依归的规范主义预设;在行政主体理论中,当引入社会行政主体取代授权行政主体,并与职权行政主体共同组成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理论中,顺应司法实践以及我们的表达习惯,还原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权力运作的一切活动的最初定位;同时,改变"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理念,从宏观的法治理念层面、中观的法律原则层面和微观的制度规则层面全力推进程序法治建设。     

从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到习近平的法治思维——以法治中国为研究视角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理论体系应该是"习近平法治思维",该理论具有思想的承继性,实践的开拓性,理论的创新性。习近平法治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法制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民族习惯法与西南民族人口发展

民族习惯法涉及了西南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每个领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口的发展。民族习惯法对于人口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在解决西南民族人口问题时，可以在立法中吸收一些好的习惯法，在行政和司法过程中考虑民族习惯因素，并积极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最后通过法制建设谋求民族习惯法的良性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建构机制——政治建构的视角

政治认同不可能自然形成,它需要以各种条件为支撑进行建构。从实践来看,我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建构机制体现为:民族平等、团结与自治的政治价值理念为认同主体的自我需求提供心理支持与合法性论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认同主体需求的实现提供合法性保障;民族权益保障机构是认同主体需求得以实现的承担载体;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是政治认同形成的主导性推动力量;恰当的政治建构途径与方式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平衡杠杆"。     

论民主的法治功能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民主更多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作为植根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法治,是近代以来各个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和追求目标。以民主的内在属性以及法治的内在需求为视域,民主蕴涵着极大的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法治建立的"奠基"功能、法律至上的"定位"功能、法治立法的"良法"功能、法治实现的"宪政"功能、法治司法的"公正"功能和法治认同的"守法"功能等。     

解读“法治中国”的内涵

正"法治中国"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是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具有法治新意的概念,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指明了具体目标和方向。一、"法治中国"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法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综观世界各个国家的法治发展道路来看,既有发达国家的模式,也有发展     

作为制度变革的法治建设模式:一种统摄性法治理论的建构

统摄性理论的提出既是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国家政治发展的理论支撑;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与法民关系理论由于它们固有的重大理论缺陷,难以充当引领法学发展和指导中国法治建设的统摄性理论;党在新时期"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集改革期法治与转型法治于一身的特点,要求我们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并把作为制度变革的法治理论视为促进中国法学发展和指引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统摄性理论;制度变革视野下的法治建设,要高度重视法治资源的挖掘与法治资本的积累,重视法治动力的激活与动力机制的建设。     

地理环境与赫哲族习惯法

赫哲族居住在黑龙江省东北部,拥有地广人稀的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丰富物产资源,促成了赫哲族社会习惯法中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共济性"。另外,由于该地区地势较为平坦,便于文化的开放交流,从而加强与其他民族融合,因此反映在赫哲族习惯法中凸显出与其他民族的"共融性";而赫哲族濒临江河的地貌特点又促成其习惯法体现出浓厚的"季节性",从中可见:地理环境与赫哲族习惯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使之形成显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