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票据诈骗罪的认定

金融诈骗犯罪日趋严重的当今,票据诈骗罪尤为突出。本文从对票据诈骗罪概念的界定,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 目的",到间接故意能否构成票据诈骗罪,以及票据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方式,票据诈骗罪的界限辨析等一一进行了论述。为 票据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租车诈骗”行为的定性研究

在租车诈骗案件中,行为人存在向汽车租赁公司骗取车辆的前行为和将汽车转卖获利的后行为,其中,后行为属于对前行为所得赃物的处置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租车诈骗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基本犯罪构成,构成合同诈骗罪。租车诈骗金额的计算受犯罪形态的影响,应以"双重标准说"进行认定。租车诈骗金额的计算与行为被认定的罪数形态的判断有关。因此,应以所骗得汽车的价值作为诈骗数额为宜,为骗得汽车所支付的租金不应从诈骗金额中扣除。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金融诈骗活动之一,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着人民的生活。为了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我国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了集资诈骗罪,但是由于其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使得现实生活中很难准确界定集资诈骗罪,由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笔者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非法集资"的含义以及"诈骗数额"的认定标准等几个方面对集资诈骗罪进行完善。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文章采取了比较分析、逻辑分析、语义分析等方法,在整个文章中吴英案贯穿始终,通过借助实际案例更加深入地对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漏洞进行查找,然后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     

论共同"调包"犯罪案件的定性及其既遂的标准

“调包”的定性有盗窃与诈骗两种观点。“调包”应属于盗窃犯罪。财产犯罪既遂的标准有控制说与失控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财产犯罪是否既遂的标准应是被害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控制。     

信用卡诈骗罪中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行为

信用卡诈骗罪是一种较为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对信用卡诈骗罪具体内涵的把握,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多的难点和争议。该文对信用卡诈骗罪“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     

贷款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理思路分析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经济持续发展,在金融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衍生的经济诈骗活动也严重的扰乱了当前的金融秩序,同时,进一步引发和加大了金融犯罪活动的风险。贷款诈骗罪是我国经济犯罪案件当中一种新型犯罪。因此,它既有一般经济诈骗犯罪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新型经济犯罪的显著特点。由于贷款诈骗罪在当前社会中的复杂性,本文将从本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当中逐一分析,结合刑法条文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探讨在贷款诈骗罪认定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对贷款诈骗罪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更好地维护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构成要件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相比其他信用卡诈骗有其特殊的构成要件,与诈骗罪通说的五个要素难以完全吻合,文章主要从犯罪主体及犯罪客观要件等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集资诈骗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集资诈骗罪是金融犯罪中适用非常广泛且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个罪名。集资诈骗罪即有构成要件是必要的,其认定必须合理把握标准,防止适用偏颇。集资诈骗罪应该保持对于民间融资的谦抑性,以避免一刀切的犯罪化倾向。对于死刑的适用必须秉持慎重态度,还要注意区分其死刑与暴力犯罪死刑的适用区别。     

合同诈骗罪的相关问题分析

将合同诈骗从诈骗罪中独立,成为诈骗罪的特别法,是在满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条件下,将一类特殊的扰乱市场秩序的以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方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规定为合同诈骗。但是,法条的简洁性满足不了现实案件的复杂性。合同诈骗罪的成立标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及普通的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分适用标准有待进一步明确。对财产性利益、处分行为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从适用规则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将二者的界限予以明晰。     

恶意透支与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并存时的数额认定

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信用卡犯罪也日益增多。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实施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行为又同时实施了其他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的情况,但由于在司法解释中"恶意透支"的数额认定不同于其他信用卡诈骗行为,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容易产生分歧。通过多种方法的比较分析,实践中应当采用较为统一的方法认定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数额。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形态

转化型抢劫罪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抢劫罪 ,由于涉及基本罪和转化罪两个方面 ,在理论上比较复杂。特别是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犯罪形态 ,理论上存在着多种观点 ,实践中难以认定。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形态必须明确三大理论前提 ,并将转化型抢劫罪划分为基本构成的转化型抢劫罪和加重构成的转化型抢劫罪 ,才能准确认定它的犯罪形态。     

论电信诈骗犯罪的发展及成因

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利用固定电话、手机、网络等通信工具实施的非接触式的诈骗犯罪在我国各地迅速蔓延,呈爆发式增长,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分析电信诈骗犯罪的起源及发展,发现电信诈骗犯罪发展之迅速、手段翻新之快的原因,能够为打击预防电信诈骗犯罪做好基础性工作,进而可以做出有针对性地打击防范此类犯罪的对策。     

论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其背后许多帮助行为定罪量刑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科学合理地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从传统诈骗罪分离而来,兼具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所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交易秩序、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在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是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所以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认定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的理论研究与司法认定的重点与难点。     

浅析我国放火罪的犯罪既遂

放火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一种犯罪,也是一种较为多发的危害严重的犯罪,刑法界对之构成及犯罪形态颇有争议。以放火罪属于危险犯以及放火罪既遂标准的主要学说两个角度出发,分析放火罪的既遂状态,最终得出应适用独立燃烧说的结论。     

网络诈骗犯罪数额认定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计算机应用的大规模普及,网络在成为信息化时代枢纽的同时也为犯罪提供了新的温床,而虚拟财产的深入人心,不仅为网络诈骗犯罪推波助澜,更加为信息化的今天带来了一个难题。通过对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诈骗犯罪数额的相关概念以及当今我国在网络诈骗犯罪数额认定上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与解决方法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究,旨在能够为今后的该类犯罪认定处理提供借鉴和指导。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不起诉案件研究——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辖区为测评对象

作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主要类型之一,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近年来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辖区呈现高发态势。通过对2013年1月至2014年4月办理的此类犯罪的不起诉案件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发现该辖区此类型犯罪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而制定相应对策,以有效预防和打击此类信用卡诈骗犯罪。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几个问题

转化型抢劫罪可以分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和积极转化型抢劫罪。消极转化型抢劫罪以携带凶器为先行行为,以抢夺行为为后续行为。携带凶器包括显露携带和暗藏携带。积极转化型抢劫罪以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为先行行为,但立法和司法解释不统一。先行盗窃行为发生在户内,后续暴力行为发生在户外,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应与典型抢劫罪的标准保持一致。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选择

近几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我国十分猖獗,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公民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公安机关在该类案件的侦查中经常面临犯罪现场认定难、管辖难、取证难、追赃难等各种现实困境,导致侦查工作陷入被动,破案效率较低。认清该类犯罪当前发展态势,分析侦查困境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原因,明确立案管辖,加强案情分析,健全侦查协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可有效防控该其犯罪的发生。     

论“恶势力”的概念与认定问题

理解“恶势力”概念含义与认定问题的前提在于对“恶势力”具体犯罪形态的明晰“。恶势力”可分为一般“恶势力”组织与“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犯罪形态介于一般共同犯罪与犯罪集团之间,是有组织犯罪的低级形态。对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三方面考虑。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其与一般“恶势力”组织、一般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别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