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出路

医学技术的进步给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新生,然而供体来源的稀缺给一些不法之徒带来可乘之机。为有效打击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匮乏的举措有:完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拓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建立统一移植信息库;设立基金资助捐献者。     

论我国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的立法完善

人体器官合法有效的捐赠是器官进行移植的前提,没有捐赠的器官就无法进行器官移植。由于我国人体器官捐赠立法十分不健全,使得器官捐赠行为面临很多问题,也造成器官的供体匮乏,进而阻碍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分析我国当前人体器官捐赠的立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讨论制定人体器官捐赠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如何完善人体器官捐赠的立法行为进行了初步探讨。     

器官移植严格人道约束

以彰显人道、保障人权为最高原则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为器官移植建立了一系列严格规范众所期盼中,由温家宝总理签署的第491号国务院令,《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认为,作为世界上人体器官移植第二     

对如何提高医学生活体器官捐献意愿的思考

可供移植器官的匮乏已经成为开展器官移植技术的瓶颈,器官数量无法满足临床需求。通过从文化背景、相关法律的完善程度、家庭因素、利他主义精神等方面进行活体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探索,对如何提高医学生活体器官捐献意愿提出设想和建议:在医学院校开展关于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方面的课程;在学校广泛开展相关知识的宣传活动;重视家庭在器官捐献过程中的重要性。     

人体器官买卖的法律属性及其规制

人体器官的二元属性阻却了人体器官买卖的合法性。虽然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明文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然而面对人体器官供求失衡之严重,出售价格之高昂,交易形式之多样,犯罪成本之低廉,立法层面之缺位,司法实践中以身试法的情形依然存在。因此,需要完善和充分发挥行政法、刑法以及民法等多个部门法的规制功能,同时辅以伦理及行政调控等多种手段,共同遏制人体器官非法买卖。     

“器捐32条”，关键看“第7条”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2年11月21日在广州表示．中国自2011年3月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取得明显成果,相关政策和机构的配套落实后,将有望彻底取代以往依赖死刑犯提供器官来源的情况,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据了解．目前中国每年有150万名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     

传统中国人格权制度内生要素与现代立法选择——比较法律文化视角

"人格权"是一个关系到民法典整体结构与立法进程的法律问题,需要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作为肇始于西方的概念,对国外先进人格权制度的吸收与借鉴是我国相应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构筑,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考察法律传统中的内在人格权制度因素,需要立足中国古代身份制度这一土壤,具体分析传统法律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与法律文化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基础。同时,结合域外理论范式与我国百年立法经验,支持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否定一般人格权制度,并对人格权类型化作出简要分析,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制度体系。     

我国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危机及对策

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是当前我国的难题。目前我国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立法的适用对象范围比较狭窄,并且立法层次低;法律对权利的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司法救助的形式过于单一等。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首先要废除制度的藩篱,使所有劳动者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正义;还要完善对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法律保护体系;要完善、落实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保护制度等。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代理制度问题思考——以法定代理人与被代理人间器官移植效力为例

基于对被代理人利益的保护,各国立法中大都有对自己代理、双方代理的禁止性规定。但是这种规定在规范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器官移植的问题上,却显得无能为力。在此种情形中,由于监护人与受赠人、被监护人与赠与人身份的混同,形成了一系列的悖论,而在现有大陆法系制度下,这种悖论实在又难以避免。     

商品房买卖中的法律焦点问题思考

近年来,商品房买卖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住房改革逐步深化,房地产市场不断发展,相关房地产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等等,成为商品房买卖问题不断突出的诱因。目前,商品房买卖中的热点问题有很多,而热点中的焦点则是认购书及其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关系问题。处理这一问题应立足于现实,从学理上明确认购书的性质及其功能,并应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逐步用法律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商品房买卖。     

人体器官移植能否有法可依

由律、伦理、器官移植、社会学、神经内外科等方面专家拟定出的《器官移植法（草案）》和《脑死亡标准（草案）》，近期将提交给卫生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家们认为，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时难以跟上世界先进医学发展的脚步，因此，有关在脑死亡标准下器官移植的法规出台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器官移植是人类医学领域的一大奇迹，它让逝者生命的一部分还活着，让生者获得第二次生命。近年来，我国移植器官存在数量和质量不足的问题，已引起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关注。专家们呼吁，我国亟须抓紧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以及由卫生部来颁布脑死亡诊断标…     

买卖合同标的物检验的法律后果研究

买卖合同标的物检验的法律后果有两种观点,丧失合同救济权利说和初步证据说。丧失合同救济权利说侧重于对出卖人的保护,与合同公平原则相悖;适于商事买卖,于民事买卖不妥;导致不真正义务的法律后果免除真正义务的法律后果;存在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逆向选择的问题。初步证据说具有合理性,与《合同法》第158条第1、2款可反驳的法律推定本质相符,符合由"买者当心"向"卖者自负"的理念转变,利于瑕疵担保责任向违约责任的统合。立法修改建议为:买受人未于检验期间发现标的物瑕疵并通知出卖人,视为标的物数量或质量符合约定的初步证据。     

“贩卖人体器官案”正式撤销

1998年2月20日发生、并且震惊全美的王诚勇“贩卖人体器官”一案,1999年11月3日正式撤销。这场由“民主斗士”吴弘达担任联邦线民并一手导演的“贩卖人体器官”闹剧至此落幕。前年,吴弘达假扮成肾外科医生,诱使王诚勇签署到中国进行人体器官移植可行性调查     

略论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保护

针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我国劳动立法对其是否受法律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立法还存在比较混乱甚至矛盾的情况，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事实劳动关系纠纷带来了困惑。本文对我国事实劳动关系法律保护中的不足及立法建议进行了探讨，以期解决事实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问题，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浅谈我国胎儿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权观念的发展,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变得愈加复杂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目前我国民法领域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忽视,导致现如今许多涉及胎儿合法权利的案件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这一现状与我国追求现代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完善对胎儿民事权利的有效立法保护应是我国目前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方立法的检视与完善

为规范和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越来越多地方针对其辖区内世界文化遗产制定了专项保护管理法规。但由于立法权限受限、上位法制度滞后,以及立法时限与配套资源制约等原因,当前此类地方立法部分条款存在法律概念冲突、重复立法、抵触上位法、超越立法权限等问题,立法的体系性有待提升。解决上述问题不仅要求完善地方立法理念与技术,并适时加强协同立法,还要求完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上位法,不断健全我国文化遗产法制体系。     

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刍议

随着中美就入世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 ,按照世界贸易协定体系构造我国外资法成为法学界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由于我国经济与国外企业的差距 ,加之立法经验不足 ,使得对外商投资的法律保护存在诸多问题。一、立法问题及其解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国投资保护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变革 ,已陆续颁布了１００多部外资立法。立法种类有根本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立法 ;立法形式有法律、条例、实施办法、细则、决定、通知等 ;立法机关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     

我国南海渔民权益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由于我国立法不明确导致渔业权制度供给不足,南海争端持续影响南海渔业环境的地缘政治矛盾,海事行政管理未充分考虑渔民特殊身份等原因,现行立法与制度已难以适应和满足对我国南海渔民权益保护的特殊需求。我国应通过完善渔业权制度,明确我国执法机关在涉外刑事案件中的执法地位,并加强与周边国家刑事司法合作,确立海事行政救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等措施,建立我国南海渔民保护的特有原则。     

电子政务立法问题探析

电子政务的高速发展必须以立法为基本保障。法律保障的相对滞后,使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受到了制约。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积极构建并完善我国电子政务法律体系,基本思路就是加快制定电子政务基本法的进度;加强电子政务的整体立法;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进一步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方面的立法;健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促进电子政务立法的合理化、科学化。     

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根据中国现有立法程序相对滞后、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法规分散、经济实力相对国际社会落后的国情,提出了几项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的新建议,以期进一步引发完善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