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有关女性犯罪规定的梳理

在古代的法典中,有许多关于女性犯罪的法律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法律的性别观念以及女性的法律地位。本文主要就《唐律疏议》中涉及女性犯罪的罪名、刑罚及优恤的制度作了梳理与介绍,以从制度角度了解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论《唐律疏议》中的自首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的自首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唐律中对自首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值得今天的法律史学者去分析和研究,以吸取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以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唐律盗罪侵犯形式及其犯罪构成

唐律的盗罪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在最广义的概念上相当于现代刑法的侵犯财产犯罪.盗罪对于财产的侵犯形式不仅指“取非其有”的取得,还包括“毁非其有”的毁弃,此外还有两种行为结合构成同一犯罪.唐律盗罪立法从刑事政策和一般预防的需要考虑,以较重的刑罚惩治贪欲性强、发案率高、危害性大的取得型盗罪.     

《唐律疏议》的法律解释方法论析

唐代律学集前代律学之大成,取得辉煌成就。从某种程度上讲,唐律之影响乃唐代律学之影响。唐律因疏议而光彩夺目,律学因疏唐律而声名远扬。本文仅就《唐律疏议》的释律方法作一阐释,“义疏”通过有创见性的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阐明律义,析解法理,补律不周不备,从而对《唐律疏议》进行全面的疏解,由此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论《唐律疏议》中见危不救行为及其立法启示

以广东小悦悦事件为代表的众多见危不救行为,在全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关注。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如果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我们应该在立法上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成为当前刑法学界亟需解决的现实热点问题。本文试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唐律疏议》中对见危不救行为的相关立法为切入点,并结合当今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见危不救行为入刑,并从犯罪客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立法意见以及在立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唐代更犯加重原则的历史变革

数罪与更犯虽然都是解决同一人再犯罪的问题,但是二者略有不同.早在《秦律》就已有再次犯罪加重处罚的规定,但还未明确数罪与更犯.到汉代已经对数罪与更犯进行区分,规定了更犯的成立条件,到《唐律疏议》则规定地更为具体和细致.它规定了一般更犯和特别更犯（“三犯盗”）,二者加重处罚的根据都是行为人在犯罪之后,不知悔改,又犯新罪,罪不可宥.但在处罚原则中,前者是前罪和后罪累计并科处罚,不得超过法定最高限度,是一种限制加重;后者“三犯盗”则是升一级刑种,有时重于并科,这符合历朝历代都将“盗”作为镇压的重点,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财产安全,也是唐律重罚贼盗的措施之一.但亲属间盗窃不适用,体现了宗法原则对更犯加重原则的影响.     

受贿行为研究——以党内法规与刑法对比为视角

党内法规对受贿行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党纪处分条例》、《谋利若干规定》、《廉政准则》和《<廉政准则>实施办法》中。从与刑法相对比的角度看,党内法规对受贿行为的规定主要存在从重或者加重处分规定合理、处罚行为未遂规定科学、增加财物为收受对象有利于打击经济型受贿、不限定谋取利益的内容有利于打击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四个合理之处和单独规定变相被动受贿行为不必要、斡旋型受贿规定范围窄、合伙私分定性为受贿不妥当、限定请托人范围不合理、党内法规某些用语不规范五个不足之处。     

增设影响力交易罪：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新增了贿赂犯罪的内容，这有助于严密抗制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就新增条文贿赂犯罪内容的罪名确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充分分析贿赂新增条文罪名确定的争议后，我们认为，宜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来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的具体路径。     

论受贿罪受贿的范围

现今时代,在国家反腐倡廉、大力查处职务犯罪的环境下,仍然有一些腐败份子利欲熏心、以权谋私,为达不法目的不择手段,牟取的利益也不仅限于财物。然而我国刑法第385条里明文规定了受贿罪的范围为财物,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如果行为人获取的利益不是财物,那么对行为人就不能以受贿罪论处。在理论上受贿的本质是侵害了职权的不可交换性、职务的廉洁性,在实践中又大量存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出卖职权获取非物质利益的腐败现象。故讨论受贿的范围显得尤为重要。     

行贿非罪化探究——基于实务中破解行贿与受贿同盟关系的思考

在贿赂犯罪中，行贿人与受贿人双方都构成犯罪，都有各自的利益，加之贿赂事实隐秘易隐瞒，双方易结成同盟，增加了司法处理的难度。对行贿采用非罪化的处理，可以有效瓦解其稳定的同盟关系，重点打击受贿行为。我国应改善有关立法，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信守义务的需要。     

试论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共犯的区分

介绍贿赂罪的设立没有导致重罪轻判、轻罪重判,没有造成司法实践中无法解决的适用问题,因而不宜予以废除。介绍贿赂行为必然是行贿罪、受贿罪的帮助行为,由于《刑法》分则条文的特殊规定,应该以介绍贿赂罪定罪处罚,但是两种情况除外:其一,行为人与受贿方共谋,并将受贿款项分赃,此种情形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处罚更重;其二,行为人与行贿方属于利益共同体,请托事项的完成对行为人也有利益关系,此种情形认定为行贿罪的共犯,处罚更重。     

唐代封爵贵族的法律特权探析

唐代是我国封爵制度史上的转折、定型时期,在其庞大的统治阶级队伍里,有一个重要的特权阶层——封爵贵族,封爵贵族不再裂土分茅,即封而不建,但仍处于特殊的社会地位,享有广泛的法律特权。     

浅析唐律盗窃罪的既未遂认定标准

唐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条依据"物"的不同特性,将"物"分为器物之属、阑圈系闭之属、放逸飞走之属和伴随物,并对它们的既未遂规定了不同的认定标准。又因其认定标准本身的特点,而对现代刑事司法和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代婚姻制度：一个《唐律》的观察视角

中国古代妇女的离婚、再嫁是不自由的,重视和强调贞节。但在唐代,离婚极为常见,再嫁不以为非,贞节观念的淡薄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为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开放型＂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源于《唐律》反传统、崇尚自由的婚姻制度。本文从《唐律》入手、对唐代婚姻制度的形成背景、婚姻制度的开放性和利弊展开分析,揭示其特殊的历史意义。     

浅谈新刑法有关受贿犯罪的两个问题及对策

新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内容改动较大,不仅受贿罪从1979年刑法的渎职罪中分出,而且增添了几个新罪名,新法的这种变动对更加有效地惩治受贿犯罪无疑有着重大意义,但笔者在对新刑法该内容的研究中发现,在立法上关于受贿犯罪主体和间接受贿两方面存在问题,本文试就此做详细分析.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价值

本文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等视角,探析了吸收和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立法和司法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公民的守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论新形势下受贿犯罪案件的侦破

随着立法的完善和受贿犯罪规律的变化,以往那种强攻硬取口供的侦查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侦破受贿案件的需要。检察机关应当将侦查受贿案件的工作重心前移,在传唤犯罪嫌疑人前全面细致地收集证据,同时运用各种审讯技巧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并固定各个环节的证据,如此才能顺利侦破受贿案件并确保案件质量。     

矜老恤幼:唐律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点

唐律有关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规定可以溯源至西周时期,期间经过了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三个时期,在继受隋律的基础上创制出“老小及疾有犯”的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唐律把刑事责任能力划分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两种,其中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可以分为三等.唐律还对限制刑事责任人进行了立法保护,主要体现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作为行为主体或客体时的立法保护;在刑事处罚方面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立法保护;在诉讼程序方面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立法保护.唐律承继并发展了西周以来矜老恤幼的立法理念,尽管并未改变维护封建统治需要的本质,但为我国现代刑法增加对老年人刑罚减免内容提供了历史启示.     

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详细分析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和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这三点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并根据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论新型受贿的认定——以收受未变更权属登记房屋为视角

文章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入手,结合受贿罪的司法审判实践,对以＂借用名义＂收受未变更权属的房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