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善治：农村社区村务公开的全面推进

伴随全球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逐步推进，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政治活动的重心正在从“统治”（gove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治理的目标是走向“善治”（goodgovernance），即良好的治理，也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治理的权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其特征可以归结为：治理不是规则、活动，而是一个过程；     

社会治理职业化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精英化

职业活动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政治生活中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化的一项成果，改变了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那种与一定的身份相联系的状况，更不是世袭嬗递的。因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议结构中产生的政治家并不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一个职业群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活动职业化的基础上生成了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化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扩大为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过程中又受到了官僚制的格式化，从而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所有社会治理者都纳入到了严密的职业体系之中。在官僚制对专业知识和标准化技术的追求中再度塑造出了一个职业等级体系，即建构起了由技术专家构成的等级体系。虽然政策问题建构权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力，而在实际上，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则是一群技术精英，并在官僚制这一“分工一协作”体系中按照自身的职业活动逻辑开展行动。这样一来，政策问题建构权在理性化的同时也脱离了人民，甚至经常性地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新郊区新农村建设 寄望制度创新——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立法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建新庄、盖新房的形象工程，也不再是简单的农民“减负”问题，而是一项综合性、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场改革。因此需要从全局的高度，以新的视野和思维，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佘祥林案的启示：“命案必破”的内在困境

在刑事司法政策中，我国有一项非法律性的原则，那就是“命案必破”，此举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和雄厚的政策性支持。余祥林案从侦察起诉到终审判决，整个过程也是贯穿着这一项政策性原则的。因此在有村民的反面佐证的情况下，仍旧是“命案能够最快解决才是关键”，在此之下一切阻碍其进展的证据、证人等都会遭到漠视。“命案必破”，不是指长时期的理论上的必破，而是指现实性的“限期破案”框架下迅速结案，因为有些部门急于体现政绩。     

公共政策执行失控:探因与防治

政策执行是整个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然而，政策执行是一个与政策制定同样艰难的过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种种原因会导致偏离政策目标的政策失控。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具有普遍权威性的行动方案和准则，公共政策...     

如何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一项阶段性的具体刑事政策,更是一项长期性的基本刑事政策。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从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罚执行政策的结合上,从刑事政策价值、刑事政策实践过程上全面理解和把握。     

“六保六压”看调控

这一轮宏观调控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中央从一开始就明确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地区、行业和领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该控制的坚决控制。该支持的大力支持．决不搞一刀切。然而现实状况却是。一些部门和地方．从“一哄而上”到“一哄而下”。不问青红皂白地简单压缩规模。这种既不是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准确理解．更不是在积极、正确地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错误做法，应当及时纠正。     

从洋务运动看曾国藩其人

从洋务运动看曾国藩其人赵世荣作为历史名人的曾国落，无论是其社会实践活动还是思想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笔者认为，要想全面地评价曾国藩，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此，本文仅从洋务运动这一“历史片断”入手，来分析曾国藩其人所具有的积极性、进步性的一面，希望能对...     

知识产权是第一竞争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精辟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实践中得来的真理。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始终是曲折复杂的。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知识产权界定”已经成为推动科技创新进入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媒介机制，成为促进科技创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社会分屋与多元化背景下提高警察执法公信力路径研究

什么是执法公信力？“公”是公众，“信”是信赖。警察的执法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行使警察权的过程和结果所持有的信任程度。这种信任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体认同，而是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因此，提升警察执法公信力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既需要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的不懈努力，     

认认真真当代表 勤勤恳恳为人民——访重庆渝中区先进人大代表肖敏

“人大代表不是一个官职，不是一项荣誉，也不仅仅是单位或社区的先进人物。人大代表应该是代表本选区的民意，向政府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对选民负责，为选民服务的社会义工……”     

教育公平：“劫富济贫”不如“扶富联贫”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和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事情．也是近年采“两会”代表热议的焦点。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教育均衡发展不是简单地“加减”，更不是盲目地“平均”。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平均主义一日不可能．二日不可行。     

肖代表的民生情结

“人大代表不是一个官职，不是一项荣誉，也不仅仅是单位或社区的先进人物。人大代表应该是代表奉选区的民意，向政府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对选民负责，为选民服务的社会义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表达与变迁逻辑——基于1949—2022年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社会治理政策是推动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也是影响社会治理质量的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领域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治理政策。以1987—2022年国家层面出台的95份关于社会治理的权威政策文件为分析样本，借助扎根理论与Nvivo软件，编码并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变迁的政策表达理论模型，通过政策文本内容所呈现的“故事线”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变迁进行解读，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演变的四个阶段，即1949—1978年以“社会管控”为主的政策萌芽阶段、1978—2002年以“社会改革”为主的政策发展阶段、2002—2012年以“社会管理”为主的政策转型调整阶段、2012年以后以“社会治理”为主的政策完善提质阶段，并利用政策表达模型诠释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演化的四重逻辑，即政策理念——从单一化的“社会管理”迈向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政策结构——从权威主体包揽的“管控型结构”迈向权威主体引导的“元治理结构”过渡；政策内容——从中微观的“经验治理”迈向宏观的“制度建设”；政策过程——从当前的“问题导向”迈向长远的“战略布局”。     

驳出卖国企只是“形态变化”论

近几年，经济学界一些人提出，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或外商，只是由“实物形态”到“价值形态”的形态变化，不会对所有制产生影响；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不会改变我国的根本的社会制度。 回顾５０年代我国的“赎买”政策，就能清楚地看出上述理论的谬误。 当年，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即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没收”，而是“赎买”。即，国家用货币或高额定息等方式的“价值形态”，把民族资本家的“实物形态”的企业买下来。那是简单的“形态变化”吗？不是！ 从帐面上看，民族资本家拿到了很大一笔…     

一间道歉公司的生意经

道歉公司的工作方式并不是说声“对不起”那么简单，他们常常是帮助客户策划一次从达成沟通、消除误会到调解矛盾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各种形式的道歉，也有可能误会消除后根本就不需要谁向谁道歉了。     

“人肉搜索”的宪政之维—从《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说起

“人肉搜索”的是非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和法律问题，从宪政的高度来看待“人肉搜索”，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绩点游戏”：大学生“卷绩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基于异化理论的视角

在承担着培养人才使命的高校中，大学生“卷绩点”现象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大学生在“卷绩点”的过程中，经历了课程学习引发的自我疏离感、学习活动带来的反常后果、个体的无意义感与无力感、师生同学关系的微妙与紧张。这一社会化现象的生成既有现代化国家普遍存在的“学校异化”因素的影响，又建基于中国社会与高校的传统和现实中。本研究通过对“卷绩点”表现、动因和影响的批判性分析，从学理意义上揭示了高校教育的困境及社会原因，也表达了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处境。针对这一问题，从政策、教育系统与个体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谈谈我国的安全生产问题

“安全生产”这个概念，一般意义上讲，是指在社会生产活动中，通过人、机、物料、环境的和谐运作，使生产过程中潜在的各种事故风险和伤害因素始终处于有效控制状态，切实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大百科全书》把安全生产定义为“是旨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的一项方针，企业管理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论青年群体的社会学特征

论青年群体的社会学特征陆建华把青年作为一个人生过渡阶段，是一种普遍看法，但它的视角是青年个体，重点又是指个体从童年到成年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青年社会学视角中的青年，由于首先涉及到的是各种各样的非个体性过程、非个体性因素，主要是作为社会群体的青年，它凿力研究和解释在社会结构过程中青年这一群体的地位、特征、活动方式。这样，我们对青年的科学认识就确定了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是社会群体，而不是过渡阶段；是一种具有清晰的结构特征的，可以具体把握的社会实体，而不是时间段；第二，它是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个分散的个体；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广泛社会关联性后果的社会群体。相比之下，青年个体的活动与行为对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无法构成显著的影响，其关联性后果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某个年轻人因为家庭贫困而无法继续就读上学，这一现象的影响所涉的范围是以这位年轻人及其家庭为中心的，后果对其个人来说具有百分之百的重要性，但对整个地区、乃至整个社会，影响是微小的。但是，当一大批年轻人都有如此境遇的时候，其社会后果就极其巨大，影响这一境遇的社会因素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必定更多，更复杂。人们往往用“结构性震荡”一词来表示某一群体的活动与行为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