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的暴露与批判

《儒林外史》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或者说它的思想主题究竟是什么,自来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就有不尽相同的评说,最早论及这部小说的是吴敬梓友人程晋芳,他在吴敬梓身后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这部小说“穷极文士情态”;在《怀人诗》中亦说:“《外     

吴敬梓修先贤祠考

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过着“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春兴八首》)的生活。参与修筑先贤祠,则是他在南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儒林外史》中又有关于祭泰伯祠的描写,所以这一个问题很值得探索。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没有提及吴敬梓修先贤祠的事迹。倒是吴敬梓表兄吴檠的后     

《儒林外史》“反儒说”质疑

《儒林外史》是我国十八世纪一部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高度肯定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这部小说问世二百多年来,直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对它已经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近年来的一些评论文章多认为它是一部“反孔批儒”、“具有反儒倾向”的小说,我们有些不同看法,现提出来冀以引起讨论。     

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意义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优秀的古典讽刺小说。正如鲁迅指出的,“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它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叶,所谓“乾隆盛世”时期。其实这时根本不是什么“海晏河清”的“盛世”,而是危机四伏的封建末世,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与崩溃的时期,用作品的话说,“天下自此将大乱了。”(第一回)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反映了什么内容,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是什么呢?长期以来,     

吴敬梓等人修先贤祠质疑

吴敬梓等人修先贤祠一事,最早的记载见于金和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撰写的《〈儒林外史〉跋》: 先生(指吴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宦极闳丽,工费甚钜,先生售所唇屋成之。其后,光绪九年(一八八二年),顾云的《盋山志》也作了如下记载: 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圯。吴征君与同志议复其旧,资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盋山志》卷四)     

《法经》是著作不是法典

<正> 《法经》是法典还是著作?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史》一书中说:“李悝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的立法经验,编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学教材编辑部编,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说:李悝     

商鞅“改法为律”质疑

商鞅“改法为律”之说始于《唐律疏义》和《唐六典注》,可谓由来已久。《唐律疏义》云:“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注》云:“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唐六典注》云:“商鞅传《法经》,改法为律以相秦,增相坐法,造三族之诛,加车裂镬烹之刑”。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学术界普遍认为,《简》文为商鞅“改法为律”之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为“律”字在简文中出现88次,其中不少的法律条文为商鞅所作。于是,商鞅“改法为律”说遂成为不易之论。笔者以为,仅据以上史料,还很难说“改法为律”始于商鞅。故在此提出质疑,以求教于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解——屈原先世考

王泗原先生说:“皇考不是父。”此说恐未必然。在钟鼎彝器中,一般都用皇考作为父的称呼。《礼记·曲礼》:“祭王父曰皇祖考,父曰皇考。”是有它的根据的。《礼记·祭法》的说法则不可靠。据《祭法》说:“诸侯五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故陈直以皇考为曾祖。至泗原用此义。王闿运、闻一多均承《祭法》之说而     

关于《岳阳楼记》中“青青”的读音及注释

《岳阳楼记》中“郁郁青青”句的“青青”,中学语文课本上没有注,许多选本将“青青”训为“(兰芷)颜色青翠”(参见十三所院校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册),依此注释,“青青”应读成qīng qīng。按“青”本有异读别解:一读qīng,训“颜色”,这无须赘述;一读jīng,与“菁”同。我认为“青青”在文中应读jīng jīng,同“菁菁”。《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朱熹说,青,“子丁反”,“青青,坚刚茂盛之貌”(《诗集传》);又     

古书正文与解说体例考

一先秦古籍,正文与解说,经与传记,均有定制,其体例有三: 一、经与传记分别独立成书者。如《汉书·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别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有《诗经》,别有《鲁故》、《齐后故》、《韩故》、《毛诗故训传》。经传合在一书,大致始于东汉魏晋间。以《春秋》与三传言之:据杜预《左传序》:“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孔颖达疏云:“丘明作传,不敢与圣     

治一代人"心病"

敲开吴思先生位于北京会城门小区的家,感觉像是闯入了一位现代隐者的生活。几年来,他就是在这间30平米左右的居室里,先后写下《潜规则》《血酬定律》两书,以其问题意识、独创精神和历史情怀闻名世间。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历史的探究几乎都是指向当下的生存,这一点,吴先生也不例外。当笔者问到为什么选择在历史的隧道中秉烛而行时,他说:“我开始研究历史是为了治自己的‘心病’,治一代人的‘心病’。”     

《唐才子传》摘误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为治唐诗者所必读。此书系纂录旧史、采撷群籍而成,或照引,或节录,或改写,“抄掇繁富,或未暇检详,故谬误牴氏牾,往往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唐才子传》八卷”条)。而辛氏所本旧籍中,也有不少问题。今谨就见闻所及,对书中部分失误略作订正。(本文以南图藏珂罗版印本《才子传》为据。一般版本之讹,文中概不涉及。)     

诸葛式的法治

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录》之“近思札记·八”对“诸葛式的法治”作了阐发。先生引贺麟《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法治的类型》一文，认为《出师表》中“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几句话“既提出严纪律，信赏罚，兼有申韩之长，又提出要去偏私，以求达到公平开明的政治，乃是代表道德的法治最精要的宣言。”接着又说挥泪斩马谡“更说明诸葛对行军的法令，朋友的情谊，双方顾全”。     

试论清真词的浑厚意境

周邦彦被誉为集北宋词之大成者。前人在探讨清真词艺术技巧的同时,对他词境的特点也多所论述。张炎说:“美成词浑厚和雅”(《词源》),陈廷焯也说:“美成规模较大”(《白雨斋词话》),王国维虽然在《人间词话》中对周词多所贬抑,但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却也不得不推举清真词“博大精工”的境界。要弄清楚清真词境浑厚这一特点,必须     

释“躈”

“躈”,《辞海·语词分册》(修订本下册第2152页)释为:“马的肛门”,《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缩印本下册第2247页)释为“马口也”,引例皆为《史记·货殖列传》:“马蹄躈千”。同一“躈”字,在同一例句中,一说是马的肛门,一说是马口。口与肛门,不容混同,故孰是孰非,亦或二者皆非,大有辨清之必要。考之典籍,二说皆有所本。《史记·货殖列传》说:通邑大都,“马蹄躈,千,牛千足,     

《三国志》拾诂

(一) 发闻《魏志·武帝纪》:“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卢弼《三国志集解》(下称《集解》):“不曰‘事泄’,而曰‘发闻’,谁发之?谁闻之?”华按:“发闻”,谓其事显见,被人闻知也。《同语·齐语》:“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韩非子·说疑》:“众归而民留之,以誉盈于国,发闻于主。”《潜夫论·潜叹》:“虞舜之大圣也,德音发闻。”《后汉书·寇恂传》载董崇     

说不通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看书琐记(二)》里开头的话。(《鲁迅全集(五)花边文学》)。接着,鲁迅引了巴比塞的短篇小说《本国话和外国话》,说是一法国阔人在家里招待在欧战中出生入死的三个士兵,阔人家的小姐也出来招待这三个兵,但彼此无话可说,三个兵觉得“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阔小姐也觉得“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直到回到自己的“猪窠”,这三个兵才遍身舒适,有说有笑。这三个兵又和被法军俘虏的德国兵打手势交流,发现这些德国俘虏,倒是说“我们的话”的人。于是,兵们想:“这世间…     

《三国志》解诂

曩读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文,颇拾其古义时语之费解者,就管见所及,为之疏证。兹删存十余事,皆于前修时贤之说,有所订补。末学肤受,不敢自信,达人方家,幸垂教焉。(一) 所在《魏书·董卓传》“(李)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引文据卢弼《<三国志>集解》本,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按:“所在”,即“何在”,魏晋口语。《后汉书·董卓传》作“吕布何在?”可以参证。“布所在”一句,语气急促,活现董卓窘迫惶遽之状。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1975年     

跛了脚的"法治"--与夏勇先生商榷

夏勇先生《法治与公法》一文的论述和“法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的论断有待商榷。法治很难分为私法意义上的法治和公法意义上的法治,而且法治与以德育人(治德)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要实现法治的价值,必须公私为谋,德法兼备;否则,便是跛了脚的“法治”。     

谈《九歌·湘君》

关于《九歌·湘君》的结构,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本篇是描写湘夫人(女神)等待湘君(男神)不至而感到怨慕悲伤的诗篇”。马茂元先生《楚辞选》说:“通篇到底都是湘夫人思念湘君的语气。”比起旧时的学者,甚至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楚辞选本和白话译文,把诗看作是男女神双方对答之词,这两说似更切合诗意。但是,对于诗中“驾飞龙兮北征……横大江兮扬靈”六句,北大参考资料说是:“写男神将至而终于未至”;马先生则说:“这六句是湘夫人的想像之词,她幻想湘君也可能前来和她相会。”两家之说虽不尽相同,但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