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的界定

治理可分为运动式治理和制度式治理.作为与制度式治理相对应的一种治理手段,中国运动式治理有其内在的固有属性.为最佳地选择运用治理手段,现采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运动式治理的研究现状、定义和特征作研究分析,由此得出结论:运动式治理是一种非常态的治理手段.     

运动式治理问题研究述评

运动式治理是西方治理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生成的本土化治理话语,运动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对运动式治理的概念、特征、成因、效用评价与发展取向等方面的既有文献进行理论梳理,有助于运动式治理的进一步研究,并形成对运动式治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理论认知,以此推动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治理方式的改进。     

论新时期统战理论的多维视角

我国的统战理论虽已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统战学科体系,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则仍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作者以党在各个时期的统战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分别从哲学观、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政策观五方面,对统战理论做出了新的理解。     

运动式治理的缘起、调适及新趋向探究

运动式治理是观察中国政府与政治独特运作逻辑的一把“金钥匙”,缘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与帝国动员实践。在革命时代,权威主义文化得以再生延续,改革开放后,该文化也并没有彻底消散,而是以后权威主义文化形态继续存在。运动式治理与政府的过程学习之间一直在互相调适,随着政府的过程学习不断深入,运动式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呈现两种形态:或者融化在常规治理体系中,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凸状顽疾。在国家致力于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结构与内容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规避运动式治理的诸多弊端,使运动式治理的优势充分彰显,未来实践容纳式治理、聚拢且构筑权威资源(法理型合法性)等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领导联系点的组织运作机制——基于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的协同视角

文章通过对领导联系点运作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当下领导联系点的实践并不是联系点领导与基层社会的直接对接,而是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组织运作网络。这一方面是由于领导及其代理人依靠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在基层社会成效不佳,不得不转而依靠官僚体系的运作;另一方面,身处官僚体系末端的基层政府则由于其自身治理之源贫乏,欲借助运动式治理来完成其日常行政任务,以及解决基层治理的沉疴,遂主动承接联系点的基本运作,并在实践中启动了中心工作等非常规行政方式。由此,在同一治理目标中,便同时呈现出了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的科层制行政双轨协同的运作机制。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全球治理的兴起是对全球化消极后果的一种反应,其治理主体呈多元化。反全球化运动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主体,为实现一个更加全面、公正和民主的全球化,以直接行动、社会论坛和网络反抗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内部的分化与斗争、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在资源上的限制使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功能的发挥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扫黄打非”运动式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扫黄打非"工作一直采用运动式治理这一政策工具,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纵容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排斥常态管理、动摇法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等。为了应对新时期的工作挑战、保障出版物市场的长治久安,"扫黄打非"工作应该运动式治理与常态治理两种治理政策工具并用,在逐步推进常态治理的同时针对危机处理采用运动式治理。     

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探析

城市社区管理作为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城市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瞩目的焦点。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将治理理论与中国当前的城市社区管理相结合,从治理的视角对城市管理进行探索,努力打造城市和谐社区,培养和提高社区管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多维视角下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面临的三重矛盾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语境下的多维视角是探究我国法制和法学发展战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点,透过多维视角对法哲学理论的梳理与探索,有助于寻找一种正义的范式来解决目前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的困境。当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凸显为法制与法学的断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存、本土化与全球化三重矛盾。把脉我国法制与法学发展的症结需把握法律多元价值的内在规律,开放理论的话语权,把握住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契机与推动力,实现由主权的中国到主体的中国的关键性转变。     

关于我国政府采购救济模式的几个问题

政府采购救济模式的首要目标是赋予供应商更多的救济权利。根据政府采购的不同阶段确立救济模式的种类。完善现行权利救济程序主要是①补充和完善质疑的范围、机构和原则 ;②明确行政复议机关 ;③拓宽司法审查范围。     

政府意识:从“革命”到“改革”的嬗变

政府意识是理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的突破口.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意识的载体.利用定性分析软件Nvivo对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革命”和“改革”词汇展开词频分析和相关的文本内容分析,再用定量分析软件SPSS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来回答如下问题:“革命”和“改革”的政府意识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之间到底是替代关系还是催化关系?如此基于中国事实,站在中性实然立场,运用定量实证方法展开政府意识文本研究,考察“革命”意识与“改革”意识在时间历程上的关系,观测我国政府意识现状及其变化规律,把握我国意识形态现实所处的时代坐标方位,将有助于洞悉中国社会转型深层问题,把握中国时代脉络,紧跟社会发展步伐.     

责任政府制度与中国责任政府建设

责任政府既是一种价值,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其建立和落实不仅需要政府作为整体对议会和选民负责,还需要政府对公务人员行政行为负责,从而使公务人员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负责。当代责任政府的实践已经突破传统责任政府模式。现代责任政府理论强调责任政府的核心特征应该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宪法制裁是责任政府的最高境界。我国坚持民主政治,必然选择责任政府模式。构建宪法制度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政府创新与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

政府创新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政府创新体系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 ,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政府创新在城市政府中的体现和应用。基于治理理论基础 ,城市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创新空间的调整、政府行为的规范、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方面。     

公安微博的扩散研究：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①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纷纷采用新兴社会媒体技术,而公安部门在其中最具代表性。本文以中国地级市公安部门为样本,首次对公安微博的扩散进行实证分析,并揭示了公安微博扩散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政府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公安局所在省份其他市公安局开通微博的比例、上级公安部门的微博开通情况与公安微博开通概率显著正相关,而辖区财政资源状况、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公共治安状况等与公安微博开通情况无显著相关关系。此外,我们还发现公安微博的开通在不同时期取决于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     

解读“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概念

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一书中提出并探讨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在总结亚洲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提升,其主旨是要解决中国的行政改革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府职能模式的问题,代表了政府职能模式建构的一个新的视角,无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路径选择,它都是一个可资借鉴和思考的参照系.     

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选择策略

人们的政治价值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传统政治文化浸润的产物,观念传统和制度结构演进的路径依赖会不断强化绩效评估价值的中国特色。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选择策略应体现:顾客至上的原则;公共责任的原则;匹配优化的原则。中国政府绩效评估模式选择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处理好:政府绩效与施政成本之间的关系;评估标准的价值统一性与评估指标差异性之间的关系;评估主体的依附性与独立性之间关系。     

理论界对企业型政府模式的诘难

企业型政府作为当下行政改革的一种模式,因其致力于顾客服务、降低成本、推进创新的价值追求,受到了实际工作部门的青睐。然而在理论界这一改革实践和主张却受到诸多诘难: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存在巨大差异,不能将企业管理理论移植于行政管理;以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行政改革的理论基础缺乏科学性、可靠性;管理主义技术属性的追求易于导致相应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市场化取向下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崇拜导致行政价值的偏离;将公民称作顾客,降低了其应有的政治地位;改革的举措和手段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基本规律,等等。以上观点存在这种或那样的偏见,应当认真加以辨析。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筹划上讲,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上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此而言,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取向,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因为只有解决了制约改革成效的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才能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从而为真正进入现代的中国改革提供当下最为急缺的理论支持.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多维视角探析

偶像崇拜是现代青少年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偶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青少年心中“理想的自我”。偶像崇拜的流行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尚未成熟、青春期性冲动的移置、重视同辈群体的认同等因素有关。对此应该从理解、宽容、尊重、给与关爱和培养青少年的理性思维等方面进行辅导，以帮助他们拥有健康的偶像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