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对陕南汉、丹江流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调查与思考

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和商洛三市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形成了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生态屏障,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引汉济渭工程的重要水源地和取水口,当地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意义重大、世人关注.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和谐发展.要强化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提高我国的生态文明水平.     

流域生态补偿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东江流域的分析

东江发源于江西,流经广东省入海。东江水除供本流域用水外,还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供应流域外的深圳和香港地区以及广州市部分地区。因此,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涉及地方政府间关系、一国两制体制、上下游生态保护、跨流域取水交易等众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东江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对水库移民的补偿,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以及广东省政府对上游河源市政府的转移支付。目前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障碍包括:法律基础薄弱,水资源产权不明晰,补偿方式单一,下游积极性不高,补偿标准偏低,非政府组织及公民参与缺乏。在现有补偿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机制的运作逻辑——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因“谁补偿谁受偿”和“补偿标准”之争引发冲突,为了实现流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流域上下游必须从零和博弈走向协同共担。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框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例,提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的实现需要纵向上下级政府联动、横向上下游政府联动以及社会参与的多方联动相结合。在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机制的运作逻辑中,制度安排为上下级联动提供法制保障,主体功能区位势差异为上下游联动提供必要条件,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共担合力。未来需要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主体功能区优势互补、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进行完善和优化。     

基于绿色财税政策的湘江流域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显,影响到该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湘江流域生态问题是多方面的,湘江流域的治理也需要多种政策的支撑,其中绿色财税政策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现行的财税政策存在着许多弊端,需要从生态环境财政政策、相关税费制度与政策、市场相关机制等角度加以完善。     

国家治理视野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新思路--以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流域为例

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政策部署。流域生态补偿也应按照这个改革思路逐步推进,但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对此存在一些认识偏颇。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要强化中央政府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制度供给与责任分担,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多元组合的流域生态补偿体系,探索流域生态补偿的民主协商机制。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何以实现？——以汀江-韩江流域治理为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从近年来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看,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实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所在,而汀江-韩江跨省流域作为全国第二个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其运行机制和成功模式值得关注与研究。文章通过对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的案例分析,从探索、完善和巩固三个阶段回顾其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过程,总结了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运行机制,并试图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多源流框架的横向生态补偿议程设置展开理论对话,为我国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借鉴经验。研究发现,未来推进流域生态治理、提升其治理效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协同联动;二是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框架。这既是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是公共事务的规定,更是公共政策的使命。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价值评估——基于长沙的CVM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

居民对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价值评估是湘江流域综合整治的重要前提。采用开放式和支付卡问卷方式对湘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和价值评估的结论是,居民对湘江流域综合整治生态补偿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0.32元/（月.户）。     

模式、困境与方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新常态——以湖州市为例

湖州市生态补偿机制在理性与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突破,但还需要突出困境不断完善,一是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与"工业强市"战略的平衡路径;二是探索使用后付费模式,推动生态补偿模式的过渡;三是打造一个全市统一的生态补偿平台,克服不均衡发展的局面;四是将生态补偿覆盖到绿色产业体系,激发生态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