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沿海渔民困窘的原因分析——以江苏连云港海洋渔业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近代化程度明显增强.作为我国经济变革的最前沿,沿海地区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沿海渔民的状况却未因此而改善.政府控制的薄弱、渔业技术的落后、渔行等渔业组织的盘剥、外部势力的入侵等是造成渔民困窘的重要原因.深入探究这一历史渊源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关注民生的今天或能提供思考和借鉴.     

民国时期乡村绅权嬗变的区域性研究——以苏南为中心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士绅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士绅的权力也随之产生变化：基于传统身份的文化权威道德教化功能开始减弱,一部分士绅通过进入国家科层体制实现了组织化,绅权与基层政权合流,另一部分士绅进入工商界成为绅商,他们凭借其在兴办实业中取得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乡村社会中重要的影响者。     

汉代方士小说与散体大赋的形成——以枚乘《七发》为中心考察

汉初黄老养生思想的盛行,导致西汉方士小说大量涌现。枚乘赋《七发》中引用了许多西汉流行的小说素材。由此,汉初方士小说注重养生的特点和故事神异化的倾向逐渐渗透到赋体创作中,对散体大赋题材的选择和夸诞、想象的描写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促进了散体大赋长篇体制的形成。     

论民国时期湖南的城市消防事业管理——以1935年的湖南消防调查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消防事业管理仍处于转轨时期,1935年的湖南消防事业调查基本反映了中国中部地带湖南省的区域城市公共消防事业管理状况。其县级城市消防组织规模不一,等级悬殊;消防机构的分布密度也很不均衡;消防事业管理的转型速度较慢,多数消防机构处于地方商会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公共事务管理运作体系内;但是处于转型期的消防机构数量逐渐增多。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以来湖南区域城市公共事业管理缓慢变迁的过程。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保甲编组中的利益冲突与调适——以夏河县“尕旦拉哈和小坞”之争为中心

夏河县地居甘肃西南边陲,西连青海,南接川康,藏民约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930年代国民政府将试行于豫鄂皖的保甲制度令行全国．鉴于夏河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甘肃省政府直至1943年才将保甲制度于此地推行。然而．保甲制度引发的各种冲突却在夏河这块特殊地域接踵而至。火日藏与甘家对“尕旦拉哈和小坞”的争夺。不仅起因于火日藏观音沟保长的恶劣行为,而且深隐于战乱年代繁重的钱粮摊派和极端贫困的甘肃边地农村经济。甘肃省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谨慎态度不仅出自于对夏河藏区宗教情感的考虑,更顾忌于拉卜楞寺及黄正清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影响。夏河县与黄正清对这一事件的协同解决。不仅体现了甘肃省政府与黄氏地方势力之间相互借重、互为制衡的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同时也隐现出国家权力向甘南藏区的逐步渗透及其对藏民行为的有效约束。     

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的边茶贸易 ——以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内地与西藏经贸往来受到一定影响,但川康、云南等地茶叶仍然是西藏同胞日常生活必需品,并从不同渠道运往西藏等藏区。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中有关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经贸往来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边茶贸易包括川茶、康茶和滇茶运销西藏和藏区的情况梳理可以看出,内地与藏区的边茶贸易对维系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书单看民国时期文艺名家对国学的态度——以鲁迅书单为例

民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界近代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否定原有、接受新知成为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态势。作为新旧思想交替的特殊时期,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也常常流露出否定与认可兼具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先生在其不同场合中开具的书单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特质。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基层组织与党员发展之考察——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

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地缘、血缘关系等方式来选择基层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基层组织没有超出日常生活交际网络。这种发展党员的方式加上党员成分不一,导致其面对革命的态度不一,思想混乱,党支部形同虚设,完全起不到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和坚强堡垒作用。在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各级党组织不断建立的过程中,中共展开了对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党员的教育和整顿,使其充分发挥动员教育群众的职责,为根据地的的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民国时期南洋粤籍华侨媒介书写及其逻辑研究——以《申报》为中心

在考察华人世界共同体想象区域的不同层面时,广东是一个典型样本.《申报》关于南洋粤侨的历史记录,成功地讲述了民国时期南洋粤侨的历史认知,通过诉苦与树标的书写逻辑,建构了民国时期南洋粤侨的历史形象,塑造了民国时期南洋粤侨的价值观念,讲好了民国版本的南洋粤侨故事.     

重视民国时期的中国文人——《巴蜀妙才张亳父》读后

九旬老人张彦（资深记者、作家）给我寄来纪念他父亲张寔父逝世60周年的书——一本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小书。我一边读,一边享受、赞美,同时又感触非凡。     

中国共产党媒体形象塑造方式探究——以《新华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如何塑造党的媒体形象,让国统区的民众了解,进而认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建设、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新闻、论战、副刊、广告等多样化的版面安排以及党媒自身的公共关系都对党的形象产生影响。通过对这一时期《新华日报》塑造党的形象的媒体策略进行详实的历史考察,挖掘中国共产党形象研究的魅力和价值,从侧面为当代媒体对执政党形象宣传提供镜鉴。     

先秦海洋文化中的超越意识——以《庄子》为中心的考察

与西方文明源头中把海洋当成征服对象不同,中国先秦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去认知海洋,海洋的博大和神秘不仅吸引了人们对海上仙境的神往,而且成为了人们超越世俗人生的理想归宿。作为先秦道家经典的《庄子》创造性地使用一种隐喻式的寓言体散文塑造出众多不同的审美意象,以海洋意象尤为突出,《庄子》海洋意象内涵着浓厚的超越意蕴。《庄子》在宇宙论实现了海洋对陆地的空间超越、在认识论中实现了＂大知＂对＂小知＂的认知超越,在境界论中实现了＂无江海而闲＂的＂真人＂对＂江海之士＂的精神超越。在这一系列的超越中,随着从陆地到海洋尔后从海洋转回陆地的空间变化,完成了精神层面外在超越向内在超越的转变,海洋意象最终在形而上的层面与＂道＂合一。     

北洋政府时期湖北义赈会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湖北义赈会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新式绅商在上海创办的突破地域性和传统宗法乡土观念的民间慈善组织。它诞生于中国传统赈务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呈现出鲜明的近代化色彩的同时,还打上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以《申报》为中心,可以对湖北义赈会在1919年湖北水灾中的赈灾活动进行梳理。     

再论谢晋电影的政治化倾向——以影片《芙蓉镇》为中心考察

谢晋电影可以说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电影,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政治电影".他紧跟时代的节拍,通过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冷静观察和深情触摸,以精湛的电影艺术,重塑和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现实政治风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态轨迹.本文以<芙蓉镇>为中心,通过文本细读试图揭示文本结构与表象之下的"幻觉化政治",进而对谢晋电影的政治化倾向予以审视与反思.     

论雍正帝用人行政的主要特色——以《朱批谕旨》为考察中心

雍正帝为革除弊政、倡导实政,贬抑贪污、朋党、科甲、因循之辈等等沾染各色官场陋习之人,重用严明刚正、实心实政的官员。虽然大体上秉公持正,但他偏重非科甲出身、堪称"严刻"之人,贬抑科甲官员,造成君臣之间的离心。雍正以一人之力监控臣僚难以奏效,无法杜绝官员取巧怠惰,不能有效激励臣下奋勉奉公,是其用人之道的根本缺陷。     

红色文学在当下的吸引力——以《红日》为例

《红日》是十七年文学中很受瞩目的一部作品。在当时又红又专的政治背景下,《红日》跳出了普遍描写模式的局限,以孟良崮战役为线索,有血有肉的刻画出了刘胜、石东根等英雄人物,饱含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这种富有感情色彩的文本描写让我们重新领略了红色文学的魅力,其在当下文学中的独特吸引力是:在信念和信仰中重生,人物内在感情的冲击,英雄性格多重性的鲜明展现。     

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探析——以1930年代陕西霍乱疫情防控为例

20世纪30年代,陕西爆发霍乱疫情。面对此严重突发事件,陕西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应急机制,同时还尝试建立有效疾病防控机制,并强对百姓传染病防治和日常生活卫生的宣传等,力图建立防治突发事件的长期机制。从1932年陕西省当局处理霍乱疫情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有下列特点：第一,应急措施和长期的防控措施相结合,有效地防止了疫情继续蔓延;第二,全民参与,实行军地联动机制,反应迅速,效率高;第三,卫生医疗条件差、设备落后、资金困难等,导致死亡率高;第四,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缺乏必要的预见性,则是这场灾难留下的教训。     

民国时期政治漩涡与胡适的参政纠结——以“国家建设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1917年胡适留学回国后看到的国内政界乱象,促使他立下了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表示要专门从事思想文艺工作,冀图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是面对国民党当局执政伊始发出的参与政事邀请,胡适却又深感机会难得,想要有一番作为,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1929年＂应请＂代国民党当局＂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但是认真参与政事的胡适所言多与当局真实意图不符。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博弈和国内外情势的发展,导致他＂乘兴来败兴归＂,因为言论遭到打击和迫害。但结合胡适与国民党当局各方就国家建设问题引发的争议,以及事情演变的具体过程来看,国民党当局也难以逃脱＂诱民入罪＂的指责。     

唐代契约的动态考察——以《赵江阴政事》和《李娃传》为中心

《赵江阴政事》中东邻与西邻订立的“契书”、《李娃传》中东凶肆与西凶肆邀立的“符契”,再现了唐代特定契约的完整过程。订立契约的前提是当事人的现实需求,当事双方就契约的细节进行谈判是订立契约的第一步,把谈判结果文字化并核实无误、当事双方及保人或见人签押,契约便正式具有了法律效力。如果契约能够顺利履行,官府一般不会过问;而一旦出现违法、违约行为,官府要依据双方订立的契约和国家法令进行处理,对违法行为以惩治为主,对违约行为则以调解为主。契约在唐代民间经济活动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唐代商人具有较为普遍的契约意识。     

战时日本的战争形塑初探 ——以《靖国之绘卷》为中心的考察

《靖国之绘卷》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日本陆海军省共同编辑,用于靖国神社春季、秋季例行大祭的纪念画册。考察《靖国之绘卷》的缘起、主题、内容、构图、色彩并与同时期日本随军记者的摄影作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以《靖国之绘卷》为代表的日本战时影像作品,在其生产过程揉进了创作者及日本政府的诸多"心念"。这种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意识的形塑,无法客观公正地还原战争的真相。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影像只是"再现",而非"映现",这是学者在利用和研究战时日本的影像时必须要注意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