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2012年新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通过自愿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标志着刑罚权由国家独占向非国家化的过渡,使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下被害人与加害人紧张的敌对状态得到缓解,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以及社会关系的恢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公诉案件和解的适用范围、程序和方式、和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做出了规定,但很多具体制度和细节还有待完善。对当事人和解制度的概念、适用范围、程序启动、法律效力以及检察机关在当事人和解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     

论从法院调解到诉讼和解的制度变迁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已从初始制度均衡走向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将调解制度作为非讼解决纠纷方式从审判方式中分离出来,并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改造我国诉讼中的当事人和解,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现实意义。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和解制度规定得非常简单,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困难。应该从理论上明确诉讼和解的性质,在立法上从和解的时间、和解的方式、和解的效力、和解的瑕疵范围和救济等方面对诉讼和解制度进行具体的构建,并通过完善我国的审前程序更好地促使诉讼和解达成。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是应构建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为社会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思维。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在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合法性,并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程序、和解效力等内容作了专章的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对修复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节约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当前该制度仍面临范围过窄、协议效力不明确、缺乏刚性条款和可操作性程序等问题。应以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程序为视角,分析立法现状及执法困惑,端正公安机关执法理念,厘清相关法律概念,明晰和解协议法律效力,探索有效规范执法和完善和解程序,推动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     

台湾地区诉讼上和解制度及其启示

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专家学者的观点的介绍,对台湾地区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概念、特征、性质、效力以及诉讼上和解瑕疵的救济四个方面予以总结.对台湾地区诉讼上和解制度进行评介,以期对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所启示,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研究以及建立和谐社会有所裨益.     

法院提出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很有必要

<正>从全国范围来看,行政诉讼撤诉率极高,这与法院大量运用和解方式处理行政诉讼案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笔者认为,法院主动提出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很有必要。行政诉讼案件中和解不等于调解。根据诉讼理论,调解与和解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调解主要是民事诉讼中的制度,是在法院主导下,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自愿协商,解决纠纷的活动。法官主宰、控制和支配     

刑事和解不能让“花钱买刑”合法化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使争议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上有了正式"名分"。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2012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透露,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刑事和解程序有专章规定。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体现宽严相济政策的刑事司法制度,是多元化解决纠纷、缓和矛盾的一种司法手段,对于提高刑事     

执行和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司法效益,有利于切实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有利于当事人之间遭受破坏的关系得到修复。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前我国执行和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包括：执行和解的效力问题不明确,执行和解的审查程序不规范,对当事人恢复申请执行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期限不合理,等等。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健全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执行和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司法效益,有利于切实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有利于当事人之间遭受破坏的关系得到修复。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前我国执行和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包括:执行和解的效力问题不明确,执行和解的审查程序不规范,对当事人恢复申请执行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期限不合理,等等。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健全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民事执行中和解协议的履行

执行和解既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利,也是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在执行中因其具有便于履行、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节约执行成本等良好功能而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执行立法所青睐.我国法律中的执行和解缺乏制度的特点,存在着种种弊端,尤其是和解协议的履行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使执行和解应有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完善执行立法,使执行和解在我国执行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应有“度”

<正>虽然法律规定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和解"不同于"调解"。笔者认为,只要把握好"度",法院主动提出和解行政争议未尝不可。"和解"不同于"调解"。"和解"是指诉讼当事人之间为处理和结束诉讼而达成的解决争议问题的妥协或协议;也指当事人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就已经发生的争议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自行解决争议的一     

浅谈诉讼中的时限及逾期责任

我国的刑事、民事、行政三种诉讼制度均确立了明确的时限要求,其诉讼中的时限及其逾期责任因对象不同可分为以下三大类:对当事人的时限——对当事人的时限是指对当事人行使起诉、应诉、答辩、反诉、举证、出庭、上诉、申诉、委托代理人或辩护人、申请执行等诉讼权利的时间限制。如诉讼时效、法定的起诉、答辩、反诉、上诉、申诉、申请执行期间以及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开庭、委托事宜时限等,当事人必须在相应期限内行使有关诉讼权利,逾期则丧失相应权利。对必须参与诉讼的其他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制度研究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保障。当事人制度是股东代表诉讼的基石,当事人法律地位设置是否合理、严密,直接关系到该制度功能的发挥。我国2005年10月新修改的公司法设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对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的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我国新公司法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却没有做出规定,因此,在股东公司代表诉讼中公司其他股东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小额诉讼制度探究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包括适用范围有限、审理过程简便、注重调解和限制律师参与诉讼。我国立法已明确规定了小额诉讼制度,应进一步明确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保证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限制律师进入小额诉讼程序,简化审判程序,从一定程度上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并完善执行程序和督促程序,扩大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法官的范围。     

公安刑事和解的新认知

公安机关是推进刑事和解制度的前端主体和重要力量,其参与刑事和解的流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范围;第二阶段,考察双方当事人条件并开展调解;第三阶段,根据刑事和解后的案件具体情况,适用法律规范处理。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公安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应当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总体原则;应在《人民警察法》中对公安刑事和解予以明确规范,创新公安刑事和解机制,以优化公安机关职能。     

当代中国诉讼信任的实然缺失及其成因

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信任的缺失已经渗透并危及到了诉讼制度领域,中国民事诉讼信任的缺失突出体现为:民事主体之间的不信任转移为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颠覆着公众对诉讼制度的信心;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当事人与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维系;诉讼当事人对实体法和程序法本身正当性缺乏信任。造成我国民事诉讼信任缺失的原因可以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法治的现状,甚至法学理论等角度来剖析,应该从制度的保障、观念的养成以及舆论道德的监督等多方面进行治理。     

民事检察和解的正当性及制度构建研究

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正当性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民事检察和解符合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律监督方式的理性发展,也是检察机关完成其政治使命的必然要求。但民事检察和解缺乏法律依据,合理的制度构建和明确的立法规定是民事检察和解良性发展的根本前提。     

试析我国刑事和解的制度设计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应符合国情。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下,对有明确被害人的普通刑事案件,在犯罪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且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案件审查起诉或审理阶段主持并进行和解,以此作为不起诉或减免刑罚的条件和手段乃是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可行之路。     

浅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完善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而又非常独特的诉讼当事人制度。该制度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司法资源节约和诉讼纠纷一次解决、避免矛盾判决的制度设计目的。但因法律对该制度存在一些不明确、不完善的规定,使其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一种制度障碍和司法困境。     

我国人工生殖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当前的人工生殖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和和解两大类型,但都存在种种问题。在我国,构建人工生殖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树立以诉讼为最后保障的新型纠纷解决观念,完善当事人协商和解制度,并建立人工生殖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另外,还须尽快制定和完善我国人工生殖相关立法,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人工生殖纠纷解决机制的先进经验,实现各种解决机制之间的相互衔接和良性互动,努力协调人工生殖纠纷中伦理和法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