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企业“子承父业”继任模式分析

本文运用实证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采用“子承父业”继任模式的现象进行了描述，并从“家文化”的影响、社会信任程度的状况、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育程度、现阶段家族企业的特征与内部人继任的相容性四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现象出现的合理性。同时，本文也指出该模式在运行中表现出四大鲜明的现代特征，是现代的“子承父业”继任模式。     

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

家族企业治理包括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手段。根据两种治理手段强度的不同,可以把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分为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四种类型。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目前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实行以关系治理为主导的家族管理模式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对于大中型的家族企业,在目前外在环境不成熟的现实背景下,应实行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治理模式。     

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思考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模式有"子承父业"、家族血缘内部继承、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在企业进行代际传承之际,接班人问题成为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应做到企业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在培养接班人的同时制定有效的传承机制、建设并完善具有家族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如此才能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工作。     

基于社会资本的家族企业二维治理模式研究

社会资本在家族企业成长和家族企业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社会资本治理是一种有效率的治理模式。但当家族企业逐渐进入成熟分化阶段后，治理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社会资本单边治理的作用被弱化，制度治理的作用不断被强化。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演进的趋势是制度治理和社会资本治理有机结合的二维治理。     

我国政府预算的碎片化现状及其整体性治理策略研究

政府预算治理是政府财政治理的核心。目前,我国政府预算治理模式正处于由＂前预算时代＂向＂预算时代＂转型过程中,政府预算改革面临着权力碎片化、功能碎片化、制度碎片化及信息碎片化等现象,需要将整体性治理作为分析工具,对权力、功能、制度和信息进行协调与整合,实现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     

家族企业破解富二代难题

未来的5年到10年,是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然而,相当数量的家族企业遇到了传承瓶颈——后继无人,没人接＂招＂或不敢出＂招＂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普遍的商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千年以来,总是被＂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所应验。     

基于教授委员会建设的学院治理结构探索

我国高校学院治理中存在着行政权力过大、学术集权现象严重和民主管理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在现代大学制度视野下,完善学院治理结构,必须以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野为突破口,加强学院教授委员会建设,确立学术本位,确保学术自治,形成党政管理、教授治学和教职工民主管理＂三位一体＂的学院治理结构。     

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制约权力之实现途径——以新闻舆论制度为分析对象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权力的制约至关重要。在旧有权力制约模式逐渐不能适应当代宪政发展需要的前提下,托克维尔等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这一思想。这一构想在西方社会被普遍实践,制约方式也呈现多样化,而新闻舆论制约便是其中一种。比较新闻自由在英美德等国的发展,不难发现,我国的新闻舆论制度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一权力制约方式仍有待完善。     

政府权力宪政制约的必要性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权力的“自我意识”约束、理论约束、道德约束是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在“软约束”无效的条件下,必须引入宪政框架对政府权力予以约束。宪政框架对政府权力是一种正式制度性的“硬约束”机制。这种机制的有效性使其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内生因素。     

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现实境遇及其治理之困——基于H省的调查研究

大学有效治理的重要标志是能否促进教师学术职业发展,提高大学的学术质量。然而,基于H省的调查表明,除了大学组织进化中治理模式和教师身份变化等普遍因素外,我国特殊的大学治理惯习,包括以权力干预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效率导向下政府与市场的合谋、重点建设模式下政府对大学的强化干预等,会共同导致教师学术职业发展陷入困境。要改变这种困境,必须持续深化改革,提高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校长的大学治理能力,在地区与大学两个层面做好以促进教师发展为中心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体系,自上而下建构起适应学术职业规律的制度与文化体系,为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并持续投入其中创设相宜的内外部环境。     

农村基层三元治理模式之建构与法律监督研究

对国家公权力绝对性主导的乡村基层社会一元治理模式与国家公权力缺位下的村民自治与村民选举的二元治理模式的理性反思,以期发现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问题-农村社会的离散与断裂现象的存在.农村社会的这种离散与断裂现象的存在同法律监督这种制度设定的缺位有直接关联性,或县乡两级政权同农村基层社会发生断裂与离散这种事实的直接因由是法律监督的缺位所造成的.从法律监督的有效投入,到三元治理模式的建构从制度层面上讲是一种具体完善过程,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     

家族企业财务治理模式的改进与完善问题

文章从财务治理的视角，对我国家族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家族企业财务治理存在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探讨。试图厘清家族企业财务治理与企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试图改进和完善家族企业财务治理模式。     

文化视角下华人家族企业中亲属关系的理论综述

家族企业是一种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团体与以经营绩效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的有机组合形式。家族与企业这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决策、运营机制、用人制度、管理方式、企业文化的建构等均与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现代企业存在巨大的差别。其差别的根源就在于家族企业的家族性。家族企业中的亲属关系是家族企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的社会条件。当前学界从文化的视角广泛分析了华人家族企业中的亲属关系,整理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了解家族企业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从而对家族企业的长久发展提出有效的治理决策。     

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基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与制度约束

腐败的历史性、世界性和顽固性决定了腐败成为21世纪各国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实践,良好的制度建设已成为我国治理腐败的关键。但多而快的制度建设不一定能减少腐败,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漏洞"和"制度软约束"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性腐败。本文在提出制度性腐败概念的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和制度约束三个角度对制度性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就如何对制度性腐败进行破解提供了一定的解答。     

转制改革下公益性传媒的治理结构创新

如果说当前进行的转制改革是一种制度环境创新,那么传媒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环境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选择同等收益中成本最低的传媒治理方案是制度分析的重要内容。双重逻辑下的公益性传媒公共事业型治理模式(一拖四模式),其核心是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将公益性传媒作为公共事业型组织来治理,采编部门是事业编制,实行行政式治理,经营部门是企业编制,实行公司治理。“一”是指传媒集团党委会,“四”分别是编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党委会是集团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编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都要接受党委会的领导。“一拖四”模式既保证了传媒采编部分事业单位的独立性质,又使传媒成为市场主体落实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从而构建了党委领导下的法人治理结构,找到了传媒政治责任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结合点。这一模式在实践层面上有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也遵循了传媒改革的路径依赖规律,从而发挥对政府管制部分替代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制度环境演化出不同的治理结构,只有当外部约束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变,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才能逐步完善,对于传媒而言,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论公司治理结构形式

治理结构是指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形式,明确和规范资产所有者、支配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之间权利和利益关系的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是指导和控制公司运作的一整套机制与规则。它是公司制度的核心,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性和必然性,早期公司治理结构是简单的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人员经营制度,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高层经理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便成为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在早期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了具大的作用,但是,公司制度的发展,这种模式又越来越不适应公司制度的需要,公司的决策、公司的内剖监督等制度的缺乏等都制约公司本身的发展。因此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公司理念的不断更新,公司治理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我国家族企业研究的若干问题综述

随着家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日益增强,这种制度形式或治理结构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但是对家族企业的研究目标和重点尚不明确,对家族企业的定义还有模糊的认识,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安排和制度变迁或演进的研究还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就家族企业研究的这些基本问题进行评述,以期对后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格尔茨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对新兴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基于对《文化的解释》意识形态部分的文本式解读

格尔茨分析了原有意识形态研究的二种理论模式,通过文化人类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将意识形态分为两种存在状态：隐性和显性的,其中显性状态下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张力＂;格尔茨认为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里存在着本质主义与时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并且新兴国家针对原生性情感,还存在着＂整合式革命＂的现代化＂使命＂;他提出新兴国家意识形态及民族主义问题的实质,是＂对权力至上的权力＂的争夺。     

刑事和解的本体价值新析——兼评我国刑事和解的克制主义立场

随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刑事和解热潮风靡一时。作为一种非正式犯罪反应方式,刑事和解使得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转向＂三元结构模式＂,其本体价值在于：＂人＂的主体理念的回归、价值元子的重新整合与革新以及对于权力—权利范式的补强。然而,只有良好的制度与契合的现实环境才能让刑事和解价值扬长避短以充分发挥功效。在相关的软硬件条件尚还阙如的我国现阶段,盲目泛化刑事和解不是理智的选择。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