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政府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提升

治理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内容,而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政府治理理论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随着我国改革策略从"效率至上"向"公平至上"转变,国家治理也需要不断完善。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重要时期,各治理主体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当代私塾的合法性与政府监管研究

伴随着国学热与读经运动的开展,曾经一度没落的私塾开始复兴,并在当代成为体制内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私塾中的家塾,由于我国未承认父母具有完全的教育选择权,而不具有合法性;家塾之外的私塾属于民办教育范畴,可视为具有形式上合法性,但实际上大多数私塾未获得民办教育办学许可,私塾内任教的教师也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是一种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民办教育"准机构"。但是考虑到私塾的客观存在与法律的相对滞后性,本文建议政府对其进行监管,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使其有机会通过相关程序获得合法之地位。     

公务行为合法性研究

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行政,公务行为合法至关重要。我国刑法第277条对于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也强调了公务行为的合法性。笔者结合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学说,探讨了我国刑法中公务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研究

中国的利益集团,除了在传统体制和市场化改革初期不规范体制中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外,还有正在生成、成长的、代表相关社会群体之利益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利益集团呈现多元化趋势。当前,中国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其开展的活动,还是其存在本身,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任何利益集团要生存并谋求发展,都必须首先获取政治合法性,为诉求、维护或重构其合法性基础而努力。     

执政合法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转变执政理念,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增强执政合法性基础,增进社会和谐因素,巩固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网络文化汇聚效应与政府合法性

政府合法性事关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地位,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网络文化的汇聚效应使政府合法性面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消极信息大量增多、科学决策难度增大的严峻挑战。应对网络文化汇聚效应的挑战,应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对消极信息实行分类管理,提升政府机构的决策能力。     

强化政府决策监督与问责的三个维度

由于政府决策能力的重要性,回应时代之挑战不断优化政府决策能力,是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持续实现、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增强和维护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其中,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不仅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监督,给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戴上了“紧箍咒”,更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转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化、多元和冲突,主流意识形态遭受淡化弱化。如何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效发挥其思想引导与整合功能,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持续的合法性源泉,是党和国家当前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任务。     

合法性追问：政府规制研究的一个视点

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关注,主要出于效率的考量。而法律学家关注政府规制问题的焦点,则是对其合法性的追问。本文通过对政府规制合法性的追问,以确实其有效性,矛在此基础上,为政府规制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法律救济．以实现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规制行为的法律控制。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风险社会来临与政治系统合法性问题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能否为民众满足其安全需要提供有效的条件,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又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党和政府只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民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减少民众的风险和促进风险分配公正,才能巩固与拓展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政绩与执政党的合法性

政绩作为执政党对民众承诺的反馈 ,体现了执政党为民服务和为民谋利的活动及取得的业绩 ,关系到执政党能否保持合法性。虚假政绩会导致执政党陷入合法性危机 ,单纯注重经济发展的政绩会使执政党的合法性陷入困境。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以人为本 ,务实、可持续、全面的政绩才是保持和巩固执政党合法性的根本。执政党必须不断创造更多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赞成的政绩 ,从而不断维持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     

行政处罚合法性原则研究

依法治国的方略已在我国宪法中确立,依法行政是中国实现法治化的关键,而行政处罚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执法行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依法行政,坚持行政处罚的合法性最为关键。本文从坚持行政处罚合法性原则的必要性出发,重点阐述实践中如何坚持这一原则及通过完善相关救济制度来保障对行政处罚合法实施的监督。     

合法性视角下的转型中国

对合法性内涵的界定是将其用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提。合法性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公众、政治权威以及政治系统三个维度来把握。经济绩效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作为维系中国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挑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经济绩效的困局和意识形态的弱化对中国社会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制度构建已经成为走出合法性双重困境的现实选择。而民主和法治应当成为这种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     

论政府规制的行政性维度

政府规制的目的是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府的行政性规制是政府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规定、行政指示以及下达指令性任务,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来管理社会,满足社会对它提出的功能需求。政府行政性规制必须具有一个科学的维度,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政府规制的行政基础、政府规制的行政尺度、政府规制的行政目标、政府规制的行政要求、政府规制的行政约束和政府规制的行政底线。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历史考察

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就是执政合法性的建立过程,任何政党要想长久地保持执政地位,都必须不断积累执政合法性资源。从建国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执政合法性资源以意识形态为主导、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导的三个历史时期。新时期面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矛盾和党风建设的挑战,应当贯彻科学发展和民生绩效的执政理念,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积累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资源。     

从政治合法性角度看政府信用建设的必要性

政府信用建设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基石,建设社会信用的前提是政府守信。本文从政治合法性这一视角分析政府信用建设的必要性,认为无论是从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还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看,都有必要进行政府信用建设。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警察社会控制的合法性危机

警察从产生之日起就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警察社会控制的合法性却面临空前的危机,甚至出现了多起袭警事件。这主要是由于警察职能定位不清,基层民警疲于奔命却效率低下,降低了社会对警察的信任。另外,有关维护警察权威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网络舆情缺乏有效监管也是导致警察合法性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家和公安机关自身都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警察化解危机,重塑警察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