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发展权的行政法保护初论

平等发展权是公民个人和国家平等享有发展机会并平等获得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利益的一项基本人权,它是以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平等权、以平等为价值尺度的发展权,也是平等权和发展权的扩展和深化。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平等发展权提出的时代背景。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平等发展权在行政相对人权利谱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现行行政法在平等发展权保护方面尚有观念和制度障碍,亟待变革和发展。在人身权、财产权保护观念和体系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平等发展权的保护问题应当成为当代行政法的重要使命。     

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效益原则——基于组织理论视野

基于组织理论视野,行政(政府)组织,是国家协调社会或民族活动的主要组织力量,政府组织的组织价值体现为追求社会效益。因此,行政效益原则是行政法的内在要求,行政效益原则必然是一项根本的行政法原则。行政法的效益原则,就是指行政法律制度体系,要能够实现减小社会成本,增进社会公共福祉,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并在社会公共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尽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唐代社会缘何推崇契约观念

唐代社会有着丰富的契约实践,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契约观念与文化。民间百姓普遍热衷采取"契约"这一形式来完成交易,国家法与民间法亦为契约的严格履行设置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形成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相结合的双重制度体系。契约观念在唐代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入,对唐代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知识经济与行政法“脸谱”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让在工业时代清晰的行政法"脸谱"变得模糊不清。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社会管理范式为"自我—法—安全"的社会。中国传统行政法在知识经济时代必然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最后的命运是被抛弃,必须创新与重构与"自我—法—安全"管理范式相契合的去国家主导性的行政法。去国家主导性行政法主要任务是界分政府、公民、公民社会组织的边界;设计协调政府、公民、公民社会组织三大子系统以及调整三大子系统系统有序、可持续运作所处的战略语境和结构的机制;设计实现由三大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维持高级序参量的制度。     

论社会利益的法律保护

社会利益是与个体利益相对应的独立的利益形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利益日益显明、多样,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法律必然要承担起捍卫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任务.社会利益主要依赖于公法,特别是行政法的保护.至于社会利益遭受侵害后的法律救济,除采用行政法手段加以调整外,还应该通过公益诉讼制度予以纠偏.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国家观及其现实启示

马克思建构国家观的逻辑起点是基于社会现实与理性观念的冲突和创立唯物主义理论诉求。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阐释了新国家观,提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维护私有制的制度体系,应通过真正的革命来建立人民民主制度。马克思的新国家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示:不仅要坚持人民主权、让人民参与国家治理,还要加强培育公民政治素养与品质,更要防止官僚政治利益特殊化与政治权力异化于人民。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论纲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是行政法行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研究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厘定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概念,明确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行政法地位,剖析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探索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类型化,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视角作为行政行为视角的补充来观察和解释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将给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实践带来新的气象。     

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及其实施路径

宪法和行政法的精神实质都是制约政府权力以及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文章通过对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利用行政法的有效运行来改善目前宪法实施遭遇的困境,探索适合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通过行政法的运行来贯彻宪法,主要途径是行政诉讼、依法行政,以及在实践中行政法自身的发展。     

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及其实施路径

宪法和行政法的精神实质都是制约政府权力以及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文章通过对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利用行政法的有效运行来改善目前宪法实施遭遇的困境，探索适合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通过行政法的运行来贯彻宪法，主要途径是行政诉讼、依法行政，以及在实践中行政法自身的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的行政法意义——一种微观层面的考察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是社会管理的核心内容,因此政府管理行为对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管理创新促使政府管理行为在形成上从权力性走向关系性、在权力运作方式上从强制性走向柔性、在权力实施重心上从事前审批走向事后监管;而行政法的微观制度是以政府行为为轴心构建起来的,因此通过透视政府行为的转变,可以为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行政法制度建构重点的转向提供一个大体思路。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逻辑起点与张力——基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的分析

晚清以来，现代性的冲击造成了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就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政治回应。晚清政府因其软弱性、新兴阶级因其离散性而都不能担当起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只能由政党并且只能是共产党来完成。然而，共产党对“总体性危机”的应对造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政治惯性：一是社会动员型政党的体制延续，二是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惯性。在这两大惯性之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着主体张力、基础张力、共识张力和制度张力。     

“民告官”背后的法治底色

在我国,"官贵民轻""民不与官斗"等观念曾根深蒂固。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普遍建立起行政诉讼制度,塑造"民可以告官"的社会理念,为公民提供了一个与政府"掰手腕"的平台。近三十年来,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深入贯彻实施,"民告官"已从早期的轰动新闻成为平常事,并促进了整个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     

经济分析方法在行政法学中的应用

综合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借鉴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成果,对行政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学解剖,不仅使行政法学的知识体系更科学、更务实,也为行政法学知识的更新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此外,经济分析强调行政法制度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确立以行政资源与私人资源的最小消耗取得社会交易费用的最大节省为行政法的目标,必将推动行政更有效地为公众服务,而这也符合行政法的终极价值取向和行政伦理要求。     

法治,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改革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指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涉及到观念的更新和制度的改革。     

税收代位权理论依据之证成——以民法、经济法、行政法为研究视域

代位权制度起源于民法,属于债的保全制度的一种。税收代位权的设立一方面是保全纳税人财产,保障国家税款不流失;另一方面是将税务机关权利的行使置于司法审查之下,以保护纳税人和债务人的权利不受税务机关的侵害。税收代位权的设立平衡了税务机关、纳税人以及债务人三者之间的权利配置,其合法性及合理性可以从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基本理论上得到证成。税收代位权打破了公法和私法之间的隔阂,验证了在＂公私融合＂领域需要综合民法、经济法乃至行政法的调整方法,并使之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以达致国家和公民利益的适当平衡及社会和谐。     

防治“非典”引出的行政法思考

抗"非典"斗争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行政法问题,诸如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问题、行政紧急权力制度建设问题、各类行政权力的综合运用问题、在职渎职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行政法的国际化问题,都是行政法学者应该关心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论判例法在行政法领域优先发展的必要性

在两大法系日益交融的今天,判例法为大多数国家逐渐接受,并与成文法一起互补长短。判例法与成文法共同构筑一个“混合法”时代已经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尤其是在行政法领域,两大法系都是靠行政判例来构建起其行政法大厦的。相对于民法、刑法领域来说,行政法的特殊性、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以及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决定了判例法在行政法领域优先发展的必要性。     

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行政法保障

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有效行使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语境下,行政法因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保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法对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参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以及对侵害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违法行为的有效追究上。完善知情权保障,完善和创新行政机制,建立日常参与机制,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是保障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权的有效途径。     

论国际行政法概念的理论根基

在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全球公共问题的大量凸现使单一国家无力应对,国家间的协作以及对统一国际决策应对国际公共问题的需要随之显现,并且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重视。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与形成是作为对全球化中种种全球性问题与监管制度国际化的历史回应。学术史上众多学者对国际行政法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这些界定均有别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行政法的应然含义。哈特的有关法实证主义法律概念的几个要素可以作为分析国际行政法概念的逻辑起点,但是还不够充分,因而采纳一个经过扩展的实证主义法律概念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界定国际行政法的概念。与晚近备受争议的"国际经济法"概念相类似,"国际行政法"所体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分类。     

关于《物权法》中行政问题的研究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物权法》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评定。《物权法》涉及很多的行政问题,对其有着一定的影响。《物权法》中的行政法过于形式化,应用行政法规来制止和惩戒危害公共福利及公共秩序的行为、用相关的行政法来支持《物权法》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