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

＂国家在场＂理论,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许多学科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家、社会等有关概念的讨论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宗族等互动关系的探析。这些研究为＂国家在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舶来品＂,＂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学术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检验。     

“质疑”的质疑：宗教研究新范式新辩

学界原有对宗教研究新范式的质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新范式中＂理性＂概念的内涵、＂单一供方模式＂的分析框架及理论的普适性。但对其进一步反思和解读发现,原有质疑（1）对新范式＂理性＂概念的理解多有＂误读＂,新范式的＂理性＂概念是一种＂厚的＂＂主观理性＂,不涉及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个体理性/集体理性等具体内涵;（2）忽视＂供方模式＂的发展现状,＂单一供方模式＂的存在的问题已被正视且正在进行修补;（3）对理论的＂普适性＂期望不切实际,且忽略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调整和修正理论这一更重要的工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问题 ——当代价值、现实困境与重建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呼唤青年国家认同的合法出场,但现实中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正遭受着一定的危机与挑战。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立足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当代内涵理解与时代价值重构理性探究应然态,瞄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现实困境客观正视实然态,在实然与应然的理性“对视”中引入动态系统理论逻辑寻找破解之道,可尝试探赜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四解式”系统重建路径。     

现代性理性话语的反思与重建——以出场学的视域来看

通过＂反思的问题域＂来观察＂理解的发生学＂,是哈贝马斯批判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批判继承哈贝马斯的批判哲学,从＂反思的问题域＂中＂主体中心论＂视角的分化消解过程入手,来获得重建现代性的理性话语的基础,从而将主体中心理性的哲学视域转入出场学的哲学视域,由此在当代众声喧哗的后现代主义视域中以及多元化碎片化时代背景中,为缺失和空场的主体理性找到一个非主体理性中心论的根本立足点。     

互联网上的国家与社会：话语权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流行的理论框架。同时,互联网的兴起使得本土＂互联网政治＂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对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已蔚为大观的情况下,有必要对网上的二者关系进行合乎时代发展的跟踪考察。可以尝试以话语权这一视角对互联网上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探讨,我们看到网上社会话语的兴起是大势所趋,在政治舆论场域中暂居优势地位,而政府也正积极地进入网络空间,进行话语权争夺。未来可能由二者的互动形成一个竞争性的话语市场,并实现话语和解     

范畴框架的改变：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为了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科亨开始研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着手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的＂重建＂任务之所以能够实现,凭借的是其功能解释的方法。而其功能解释方法能够奏效的原因在于他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经过科亨＂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意味着范畴框架的改变,其范畴框架的改变满足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起来更加明确。     

积极国家观的历史叙事与价值解析

从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看,积极国家观与消极国家观共同演绎了国家理论进程并交互影响着国家实践发展。积极国家观倡导的个人与国家的和谐、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反对国家中立的价值取向、重视国家能力的积极作用等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对积极国家观的发展与价值进行理性反思,对于现代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病理与处方：曼海姆现代社会重建思想评析

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病理诊断,曼海姆把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及政治灾难归于两种主要趋势：＂基本民主化＂和＂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为此,他提出要对社会进行计划重建,使整个社会处于民主政体的井然控制之下。曼海姆认为这是＂为自由而计划＂的计划,它把自由和计划结合起来,建立在对结构的相互联系进行把握的基础上,并且在用理性控制非理性的同时,允许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自主的存在。     

最小国家的形成及其启示

作为一种针砭时弊的政治哲学,“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道德边际约束”,即在个人权利允许的基础上探讨国家权力的起源及其职能范围.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诺齐克对个体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博弈关系的深刻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理性合理的界定国家职能的范围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的批判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以抽象性理念论述"法律"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是法律的最高实践情况,依照理性的选择,人民必然会选择国家的国民身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和政治国家主体地位。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的批判,是建立在黑格尔对国家概念的倒置基础之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并不在于国家概念如何由人民之抽象精神的概念中产生,而与之相反,则在于国家的现实经验性为何是从社会中的人民所建立。     

论习近平国家形象思想

习近平国家形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这一思想内蕴着习近平对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理性思考,是指引当代中国对外宣传工作、全面塑造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基本遵循,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共生性

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的需要。但是在此进程中也存在一种要求尊重、维护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的观点。因此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需要处理国家认同和现有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冲突论＂、＂替代论＂、＂共生论＂和＂辩证统一论＂等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是不同的,但同时也存在联系,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生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互惠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分析

经济学实验和现实世界表明,互惠行为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的一种相当稳定的行为,而且其数量不可忽视。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互惠行为被认为是不理性的。本文在博弈理论的框架下,从感性与理性、个体与集体、短期与长期三个方面论述互惠行为的＂理性＂含义,并通过对互惠行为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论政治理性的现代转换及其对政府治理理念的影响

政治是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在分配社会资源时要遵循一定的理性精神。按照现代化理论,通过对前现代国家(包括氏族社会的分配组织)、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政治理性的考察,可以看出政治理性从等级、神权、王权理性转换到现代国家理性,现代国家理性正逐步转换到后现代的公共理性。这种转换带来的结果是促使政府治理理念从现代官僚管理型政府转换到公共服务型政府。     

《论语》国家观初探

《论语》中包含着丰富的国家思想,它强调＂有道之邦＂应＂法天＂、＂承政＂,依赖与其相适应的礼法维持秩序,通过税赋的合理征收和使用来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通过足兵、教民和慎战保障其不受侵犯,通过教育使民明孝悌以效国家。《论语》国家观有着鲜明的特色,它既是一种家族国家观,也是一种情感型国家观。     

法与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阐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法的本质、法的起源与消灭、理性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法与法律的区分等方面对法律观进行了阐释;从国家起源、国家职能、国家本质、国家的未来命运等几个方面对国家观进行了阐释;在法与国家关系上,他们认为:法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与国家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法与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     

重置现代性路标：从黑格尔看主体哲学的发展进路

自黑格尔以来,现代性问题在争辩与交锋中,分野成几种不同的思想样式。首先,黑格尔的现代性论域有一个＂时间＂的维度。其次,黑格尔曾尝试建立＂和解的理性＂突破主体哲学的困境,但他最终的选择是＂绝对精神＂。再次,黑格尔左派和右派尽管采取的路径不尽相同,他们却从未想过抛弃启蒙理性,而尼采一派则以彻底地抛弃理性来克服理性。后结构主义思潮所具备的颠覆力量显然承继了尼采一派,但他们依然面临着相同的理论困境。最后,现代性交织着奠基与解基、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的争论,哈贝马斯重构了理性的坐标。     

自然法的普遍性之痛——以黑格尔对近代自然法的批判为分析视角

在近代历史上,自然法学说影响广泛,但也存在理论缺陷。近代自然法的＂理性＂根本上只是单个人的理性,是纯粹的主观性,不具备真正的普遍性。黑格尔重点批判了近代自然法的普遍性缺失之弊,这一批判具有合理性。在当代自然法复兴过程中,新自然法特别是富勒的＂程序自然法＂学说注意到了近代自然法在普遍性上的缺陷,但没能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伦理＂、＂承认＂等思想为根本解决上述缺陷提供了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传承与创新——基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思考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回归了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为冷战后世界政治框架的重建提供一种文化模式。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主要内容包含文明范式、文明冲突论、文明调和论,批评了把西方文明看做普世价值的观点,进而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文明的本土化非常重要。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非常重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现代化亟需解决的问题。     

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限度和互动

伍俊斌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9期撰文认为,公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呈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强化的趋势。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优长和局限性,两者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