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财政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财政补贴是实践中促进农地流转的常用政策。但是,农地流转补贴性质的错位、种粮补贴与农地流转补贴在立法价值和实施效果方面的内在冲突,都可能导致农地流转补贴公共性的偏离——产生农地"非粮化"的倾向。因此,应当矫正农地流转补贴的性质,即重补贴轻奖励,并按照"财政补贴与农地经营权一致"原则改革种粮补贴。     

农地流转“非粮化”及对粮食安全影响研究述评

在综述、分析国内专家学者关于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等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指出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影响研究侧重变化,并提出应强化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首要地位,丰富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粮食安全概念内涵等。     

李洪连委员代表民盟河南省委员会发言——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警惕“去粮化”和“去农化”

河南是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种粮效益差,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下降.土地大规模流转后,出现“去粮化”甚至“去农化”现象,致使土地肥力下降、农田基本设施荒废、土壤耕层发生改变.这种现象将对粮食生产能力造成较大影响,应引起高度关注.     

农地“反租倒包”流转模式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以湖南省Z县S村集体为例

“反租倒包”流转农地相比其它农地流转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科学防范“反租倒包”模式中的风险,对于促进农地健康流转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来说,“反租倒包”流转模式存在着承租方经营风险、承租方破坏农地风险、侵害农民权益风险、承租人故意拖欠流转租金风险等。从湖南省Z县S村集体“反租倒包”农地流转模式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这些风险真实存在,并可能导致农地非农化、非粮化风险,以及触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充分利用“反租倒包”这一农地流转模式的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     

5000职业农民经营全县7成耕地

近年来,宁海县出现农地大规模流转的局面,并形成5000职业农民经营全县7成耕地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区域特色,在宁波市农地流转工作中走在前列。这是宁海县委、县政府主动顺应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力发展实际、始终坚     

5000职业农民经营全县7成耕地 ——宁海县积极探索通过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宁海县出现农地大规模流转的局面,并形成5000职业农民经营全县7成耕地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区域特色,在宁波市农地流转工作中走在前列。这是宁海县委、县政府主动顺应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力发展实际、始终坚持按“依法、自愿、有偿、平等协商”的原则规范农地流转工作、积极探索通过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结果。     

农地规模经营的历史进程和时机选择——基于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实证考察及其反思

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但台湾地区和日本农地经营的历史进程表明，农户数量而非农业就业人口是其决定性变量。据此来看，中国的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也将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渐进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避免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的进一步蔓延，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框架下推动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否则必将损害中国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长远利益。     

江西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势在必行

近年来江西农村土地流转步伐加快,农地规模经营却面临一定困境,主要有农地流转问题较多、农村富余劳动力难转移、农民传统小农意识深重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不完善等。笔者通过分析江西农地规模经营现状及问题,探讨了江西农地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可行性,并提出江西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要大力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努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等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动态

在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下,土地对农民而言一方面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但同时也是束缚他们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绳索。要有效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对农村地权加以研究和探索。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村地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所有权流转、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等几方面。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当前农村地权变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动态,将有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与农地制度改革的深入。     

困境与出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探讨

农村土地流转是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是促进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制度创新。当前,我国农地流转面临诸多困境:农地产权关系不清晰,土地流转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民工社保真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等因素制约着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而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切实保障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不断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和积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和专业型农业种养大户,加强农地流转各项配套制度建设则是破解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困境的具体思路。     

农地流转的辩证思考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农地流转和集中。为了正确把握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集中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此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认识。一、农地集中流转——农村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土地改革”之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次     

农地流转法律问题探析

农地流转是保障国家粮食充足、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然而,农地流转存在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市场中介组织不完善等众多障碍。因此,采取完善农地产权制度、规范农地流转行为等一系列措施将有效健全农地流转制度,推动农地合理、有序流转。     

新型种粮主体:内涵、培育基础、政策缺陷及弥合

创新粮食生产微观组织,培育新型种粮主体是破解"谁来种粮""如何种粮"等我国粮食生产现实困境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工作。厘清新型种粮主体特征、功能以及与传统种粮主体的区别等内涵,有助于社会各界对其达成统一认识。我国土地资源现状、土地政策、技术与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已经较为适合培育新型种粮主体。但当前的准入政策、粮食直补政策、土地流转政策、金融支农政策、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等在支持新型种粮主体培育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有必要进行针对性弥合,以确保新型种粮主体健康发展。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的价值嬗变视角

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促进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充分、有效的利用,必须构建并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本文对影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因素、促进因素、制约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解构我国农地流转法律制度的缺陷,提出建立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完善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配套制度及实现政府干预、引导与市场催生、发育合力互济的制度构想。     

农地流转中农民分流就业径向、机制及策略

农地流转中农民分流就业径向是多样化的。目前农地流转与农民分流就业存在各种问题，通过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民劳动力务农／非农配置决策模型、农地市场与非农劳动力市场关联性模型，可以发现农地流转与农民分流就业之间内在的互动机制。为此．应当加强农地流转与农民分流就业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包括协同推行构建农地有序流转制度、劳动力跨城乡自由流动制度、农民分流就业支持制度等。     

非正式制度对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影响分析

研究农地流转制度,不仅要注重正式制度和规范的探讨,也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对于农地流转影响比较大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有：公有制观念、＂长官意志＂、平均意识、恋土情结、村规民约、血亲及熟人基础上的人际网络结构;农地流转制度创新,要充分考虑各类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方面,促进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农用地流转监管:依据、困境与建议

农用地流转是实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用地流转呈现加速态势,也出现了挤占农民利益、农用地流转"非农化"和"非粮化"等问题。根据我国农用地监管现状,借鉴国外农用地监管经验,在我国建立和健全农用地流转的监管机制,强化农用地流转监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意义十分重大,势在必行。针对目前我国农用地流转监管的动力不足、农用地流转监管的主体缺位、农用地流转监管的基础薄弱等问题,我们必须完善农用地流转市场体系、明确农用地流转监管主体、构建农用地流转监管补偿机制等。     

农地流转模式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一个阶层分析的视角

农村土地流转存在分散式和集中式两种类型,流转方式的改变会重组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研究发现,分散式农地流转催生"新中农"阶层,该阶层构成当前农村社会生活和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集中大规模流转则将"新中农"阶层推向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加速农村精英流失,使社区公共事务和村庄治理丧失积极分子,农村社会秩序维系及其接应国家政策的能力面临困境,农村社会稳定受到影响。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分散式流转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支持、保护和引导"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论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不确定性

乡村振兴是国家一项重要战略,农村土地流转及其规模经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区愈加多元化,社区信任持续弱化,并伴有社区规则、农民职业转型及市场交易风险等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农地流转市场扩展和土地规模经营。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根源于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及社会结构的二元悖论,本质上是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性矛盾。确立农地流转储备金制度、促进政府有效介入、打造社区共同体以及规范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中不确定性的重要路径。     

湖北省种植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与规模经营研究

种植业新型经营主体是指从事粮、棉、油等生产经营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农地加速流转的背景下,种植业处于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湖北省种植业有良好的基础条件,但发展面临三大困境,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是新型主体的规模经营。目前全省新型主体发展较快,但发展层次和质量不高;土地流转的障碍、农业基础设施的薄弱制约了规模经营发展的潜力;新型主体发展急需的融资、保险服务滞后;政府的财政支农政策尚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