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

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文化批评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文化研究、文化批评都源于文学研究，但基于“文化”的涵盖性，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已远远超出文学研究而趋向非文学化。狭义的文化批评可限于文学研究，广义的则可扩大到文化研究。探讨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可避免在日常和学术上的混淆、混用甚至滥用，这应该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范阳卢氏婚姻问题研究

唐代范阳卢氏的姻亲家族约有50个,可以分为四大类:1.与它地位相近的第一流士族；2.社会声望较低的二、三流士族；3.唐代新兴的士族；4.一些士庶不可考的家族.范阳卢氏把婚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以维护和提高其自身的政治地位.这就使其婚姻带有极强的门当户对性、重叠性等特点.     

中国抗战文艺思潮与马华的文艺运动

抗战时期的马华文学，指马华文艺界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蓬勃兴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性文学，时间的迄止为1937—1945年，主要的活动期在1942新马沦陷前。它是迄今为止马华文学发展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这时期，马华文坛的空前繁荣是令人兴奋的，在文学上，无论     

家族化：土家族社会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调查——以鹤峰平山为例

土家族的家族化是受宋明以后的宗族制度影响,在溪峒社会基础上发展,在改土归流过程中走向成熟。平山土家族通过追溯祖先来源,追认进山公公,订立家族字派;修建祖坟园;排斥同姓结婚来达到家族化的目的。家族化的原因在于保甲制代替旗长制致使基层社会事务的缺位;土地制度的变迁导致土家族人民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借助家族的力量共同发展;再有流官的强力推行;汉民的涌入以及儒生的推动等原因。     

清代江南家族文学环境与文学创造力生成

清代江南文坛文学生产呈现出家族性、集群化的特征。家族性、集群化文学生产离不开特定的家族文学环境,作为创作者成长的具体现场,家族内部的诗歌唱酬、园林雅集和著述藏书等活动,为家族文人营造出良好的文学氛围,激发起创作热情,并最终生成文学创造力。在清代江南家族中,嘉兴文学家族具有典型性,不仅有诸多出人特盛的清门硕望,而且是清代文学人才的渊薮,独特的家族环境对文学创造力的生成作用尤为明显。     

贵州彝族余氏作家群的文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因贵州彝族余氏作家群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余氏作家群的创作大致呈现出家族性、以诗歌创作为主要体裁以及将汉文作为书面表达工具的基本文化特征。与西南其它少数民族作家群相比,这些文化特征虽有表面的相似性,但实质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仍有较大差异。贵州彝族余氏作家群的独特成因在于余氏家族少数民族贵族身份、彝族独特的文字和文学传统以及彝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     

清代山东仕宦家族：热心公益重视文化

清代有不少连续三代以上科举入仕、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及地方社会上均有影响的大家族，被称为仕宦家族或科宦家族。仕宦家族有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和王公贵族，他们多产生于社会中下层，靠科举起家，重视家族文化的继承和对后代的教育，恪守儒家宗法观念和为人处世、治国忠孝之道。这种家学、家风日积月累，形成了十分厚重的家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神话的文学化

神话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它首先是作为原始初民的综合性意识形态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种演变,大体上沿着神话的历史化、哲学化和文学化三条途径来进行。神话的文学化,是神话发展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各民族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过去研究得不多,本文试图对神话的文学化过程作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消费主义文学中的文化逻辑——论“出版”在当代文学中的媒介作用

当代的文学活动，呈现出与传统的文学生产和阅读方式不同的新特点。无论是创作主体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取向，还是文学文本的审关特征乃至审美范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当代文学被建构的过程中，出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在文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考察出版在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活动过程中的作用，可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和研究当代文学活动的独特视角。     

试论陈维崧“尊词体”的文化性格动因

陈维崧是清初词坛“尊词体”的倡导者,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批评和文体价值的提升,在清初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时代变迁、师友交游与家庭背景共同铸就了陈维崧的文化性格,这一文化性格又成为陈维崧尊词体最深切的动因.以陈维崧的文化性格为切入口,讨论文学潮流发生时文学领袖的独特个性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而为清词及文学流派研究提供具有标本意义的案例.     

诸葛亮北伐是极其错误的决策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他晚年却以一州之地,数万之师,五出祁山,北伐曹魏,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 第一,北伐是违背人民 群众愿望的战争。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豪族军阀混战最烈、人民群众受苦最深的时期。从董卓之乱至彝陵之战,历     

论实用文类与审美文类之审美性——以新闻、历史与文学为考察对象

新闻、历史是实用文类，文学则是审美文类，新闻、历史在真、善、美方面都不可能达到文学那样的审美程度，因而其内容也就不可能具备文学应有的审美性。证明了这一道理，同证明了新闻、历史在其它方面不可能具备文学应有的审美性一样，都有助于驳倒“新闻文学化”、“文史不分”等学术观点，从而有力地起到维护新闻、历史与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及所属学科的科学性的作用。     

泛文化时代的文学批评

泛文化时代的文学批评过度注重文学的文化内涵,使得文学不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或者美学问题,而成了文化问题,文化批评也成为了文化研究。在泛文化时代,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家的“退场”正不易察觉地被认同,甚至被合理化。这要求批评家区分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回归于文学批评,立足于文学本身,注意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     

明清江南文化世族刻书活动研究

明清江南地区的私家刻书十分繁盛,文化世族是其中的主力军。文化世族成员具有强烈的家族文化传承意识,通过刻书活动延续家族文化传统,甚至使刻书也成为家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因为文化世族具有人力、财力上的优势,其刻书活动持续时间长、规模大。所刻别集、总集及大型丛书,保存和传播了各种罕见文献。刊刻的家集和家谱,更为保存家族文献、传承家族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特别是家集,乃明清江南文化世族刻书活动中的创举,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价值和功绩值得大力肯定。     

从鲁国臧氏家族看春秋时代的文化及文学

鲁国的臧氏家族是一个文化修养深厚的大家族，这一家族的盛衰起落，即是春秋时代文化与文学状况的缩影。随着臧氏家族的崛起、鼎盛和衰落，春秋时代的文化与文学也随之发生了不少变化。贵族世家与文化、文学的关联，为我们认识春秋时代文学的提供了新视角。     

双重视角下的歌谣学研究--北大《歌谣周刊》对中国歌谣学研究的贡献

北大《歌谣周刊》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和民俗学刊物 ,还是中国最早的和惟一的专门的歌谣研究刊物。它使中国的歌谣学研究初具形态与规模 ,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中国歌谣研究的中心。在民间文学和歌谣学因长期走文学化的道路而陷于困境的今天 ,该刊物从民俗学和文学的双重视角研究歌谣便具有更深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论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及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在中华文化的逻辑发展上 ,呈现出与同时期大陆文学不同的运动轨迹与存在形态 ,形成台湾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格 ,并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范式。而台湾的海外知识移民形成了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群 ,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收获和代表 ,深远地影响了欧美华文文学的发展。东南亚华裔青年学生到台湾留学 ,以及台湾作家到东南亚华人社会讲学、参与文学营等活动 ,扩大了台湾文学对东南亚的影响 ,形成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的台湾文学因素。     

基层权力“家族化”危机及其现实根源

基层权力"家族化"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毒瘤,近年来,这一现象正爆发性、多发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中国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家族化和地方权力黑社会化的状况,而它的产生既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又与我们国家既有的体制性障碍密不可分,厘清这些根源对于制定相关消解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中国家族题材小说的文化渊源

20世纪中国家族题材小说创作,形成了颇为壮观的文学景象。它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家族文化为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资源和精神资源,同时家族题材小说在主题选择、情节设计、情感抒发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演示着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流露着创作者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     

竟陵王“开西邸”的现代启示

永明五年,南齐武帝的二儿子竟陵王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在那里,他以皇室贵胄的优越身份,以及正位司徒的显赫权势,大肆招徕人才。众多有教养、有知识的士族子弟和出家僧侣纷纷进入王府,在萧子良的引领下,他们从事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史称“开西邸”。这些人齐聚竟陵王府,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号称竟陵“八友”的文化集团,这个僧、俗结合的集团的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文学与佛学两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而在中古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均占有独特地位。考察这个集团的文化活动以及文化成就,无疑也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诸多启示。